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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士教授与中国科学教育

1922年6月下旬至1924年6月下旬，美国俄罗斯国立大学的科学教育工作者被邀请到中国进行进一步调查和研究。他最终撰写了《中国科学与教育》第二版，于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这部书中,推士比较详尽地描述了其本人在中国所目睹和经历的种种情况,并对当时中国的科学教育状况,包括所存在的问题以及改进的建议等也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这部著作一方面为当时刚刚开始引进西方科学教育的中国如何改进自己的科学教育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意见,并对中国的科学教育产生了实际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为今天研究当时的中国科学和教育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珍贵的资料。可能因为推士的著作是用英文写成的,虽然是在中国出版,但在今天的科学史和教育史等研究领域,都较少有人注意到这部著作的存在,这不啻为一个缺憾2。笔者主要依据这部书,并参考其他文献,对推士的此次中国之行,及其作为中国五四运动期间科学教育启蒙活动的历史意义作以论述。

1杜威和孟禄在华访问

1919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德”、“赛”二先生,即“民主”与“科学”在中国一时间成为最响亮的词汇和口号。鼓吹者主要是一些留学归来的学界人士,他们为了进一步深化对科学的认识并强化对社会的宣传,纷纷邀请国外的著名学者来华宣讲。短短的几年中,就有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Russel,1872—1970)、美国教育家杜威(JohnDewey,1859—1952)和孟禄3、丹麦科学家玻尔(NielsHenrikDavidBohr,1885—1962)和德国爱因斯坦(AlbertEinstein,1879—1955)等先后应邀来华访问讲学,掀起了一轮思想启蒙的热潮。在这些活动当中,以美国教育家杜威和孟禄的访华影响最为深远。

杜威之中国行,在某种程度上,纯系偶然。其时他是先到日本游历,而当时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的中国教育家陶行知(1891—1946)得悉此事,便写信给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留美同学、杜威的学生胡适(1891—1962),商议共同邀请杜威来华讲学事宜。同年5月1日,杜威从日本乘海轮抵上海,随后开始了足迹遍及北京、南京、直隶、奉天、山东、山西、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十几个省地、历时两年零两个月的中国各地讲学之旅。杜威的中国之行取得了广泛的影响和良好的效果。

于是,鉴于引进外国教育家讲学活动的巨大成功,在陶行知等的倡议下,当时中国的一些民间教育机构决定再次邀请另一位美国著名教育家孟禄来华访问讲学,并调查中国的科学教育实际情况。孟禄于1921年9月至翌年1月来华,由其学生陶行知陪同,在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广州等地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并作了多场有关教育问题的讲演。

在他访问期间,1921年12月,由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实际教育调查社等几个推动中国现代教育的民间组织合并成立了新的民间团体“中华教育改进社”,以“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说,力谋教育改进”4为活动宗旨。这个新教育团体的成立及其活动宗旨,与杜威和孟禄等来华的访问关系极大,所以发起人公推他们为该社的名誉董事,以吸收他们参与谋划设计中国的新学制、科学教育等现代教育的各项问题。

关于孟禄访华的成果,见于孟禄的一系列演讲和胡适、陈宝泉(1874—1937)、陶行知等合作编译的《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一文。

有人在总结几位国际学界名流来华访问的成果时写道:“杜威、罗素来华给我们学理上的学问,而孟禄博士此次来华,给我们实际上的学问”。孟禄返回美国后,发表了《对于中国教育意见的概要》,其中有:“中国人教授多用注入式,西洋人教授多用启发式。……西洋人考察教员教授的好坏,多拿教员和学生在讲堂上双方说的话多少做标准。若是教员在讲堂上只是讲,学生只是听,差不多这个教员就不算合格的教育者了。……我希望中国学生要努力启发自己的能力,在讲堂上务必要极力发展自己的本能,去问,去研究,去想,能够这样,他日在社会上就可运用这种学识能力做出种种事业来”。

他还创立了关于中国教育问题的研究会,并深感由于访问中国的时间太短暂而缺乏对于中国教育特别是科学教育的足够了解,于是就向中华教育改进社推荐科学教育方面的专家,建议由其在中国进行更长时间的调查研究,以便为中国的科学教育改进提出更切现实的建议。他第一个推荐的专家就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教育学教授推士,推士很快就接到了邀请,并开始了为期两年的中国之行。

2两个月的“科学教育案”

乔治·兰森·推士,1885年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获科学学士学位,后又在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等校学习进修,于1925年获哥伦比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