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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紧紧抱住艺术的十字架

陈丹青的课堂笔记（原文学记忆，1979年至1984年）出版，让我们轻轻了解这位优秀教师的风格。

梁文道在序言里称木心为局外人,这不是一个称呼,而是一种恰当的分类。非但如此,这还是一个局外人对着一群局外人讲文学课的事。这群局外人是与文学并无直接关系的人,主要是画家。讲课时间是在二十年前,地点是在异国他乡的纽约,与局外人们的故乡隔着半个地球。这一纯属私人性质的事件经过陈丹青的力荐,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文学传奇之一。

笔记记了五本,印成书后,依然有厚厚的两大本。本书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通篇大言断语,经常一言以蔽之。这既是笔记对口头演讲的过滤造成的,但也体现了木心自己的风格。对于当代中国人,所谓的大言欺世不是什么成语,而是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碰到的现实,但木心的大言并不欺世,相反,却能使人回归到那种古老的“大言炎炎,小言詹詹”的感觉。炎炎,按照成玄英的解释,猛烈也。

“老子精炼奥妙,庄子汪洋恣肆,孟子庄严雄辩,墨子质朴生动,韩非子犀利明畅,荀子严密透辟,孔子圆融周到……他们的用字,用比喻,都成专利,别人冒充不得。”

“浪漫主义太滥情,现实主义不重灵性,自然主义太重细节”,“象征主义以为现实世界后面,隐藏着理念世界……但象征主义实践这些理念时,一举一动都要象征,多么小家子气”。

在很多专家为一块邮票大小的地方忙碌一辈子的今天,琐碎的小言才是主流。因此,如此猛烈的大言既令人耳目一新,又显得不合时宜。也许正因为其猛烈,我们从中也能发现不少错误。灼见之中有错误和谬见,这本是私人性质的文学史无法避免的,本书自然也不例外。这一点我们不必讳言,因为这些错误无损于其独特的光芒和价值。

“希腊人当年的知识范畴如何?很狭隘。希腊人不知道世界史,不知道世界地理,不知道其他种族……”用“狭隘”来形容希腊人的知识,这倒是头一回听说。对于一个擅长航海并能精确测算出地球周长的民族,如果她不知道世界地理,还有哪个民族比她更知道呢?

“我骂儒家,是将好好一部《诗经》弄成道德教训,诗曰如何如何。”“《楚辞》,很幸运未被孔子修改过、歪曲过,没弄成道德教训。”木心对孔子大删大改《诗经》耿耿于怀,痛心疾首。问题是,孔子有没有将三千多首诗删为三百多首?自孔颖达以来,很多人都怀疑这一说法。现代学者大多认为,孔子在《诗经》的形成中作用有限,可能仅限于音乐校正方面。

“如果司马迁不全持孔丘的立场,而用李耳的宇宙观治史,以他的天才,《史记》这才真正伟大。”这个想法有些古怪。中国的姑且不论,无论是修昔底德、米什莱、兰克或者法国的年鉴派,哪一位是用《道德经》的宇宙观治史的呢?倒是有用黑格尔的观点或某某主义治史的例子,但那是什么样的历史呢?

“太阳系处于中年期,到了老年期,能量消耗完了,地球将要冷却。”唉,他老人家显然以为太阳里的聚变反应跟煤球炉里的燃烧反应一样。

《西游记》的版本是一个复杂问题,但就吴承恩本、朱鼎臣本和杨致和本的关系讲,学术界已经大致厘清了一个次序,即“朱本”和“杨本”是“吴本”的删节改写本。在孙楷第、郑振铎等人的工作后,已经没有多少人认同,“吴本”是对“杨本”的扩充这一最初源自鲁迅的看法。因此下面这段关于吴承恩写《西游记》的话就变得有问题了。

我曾说过“风格是一种宿命”,他是好证据——忽然他发现杨致和的《西游记传》,灵光一闪(可能拍案而起,大叫:“有了,有了!”),《西游记》于是孕育而诞生。有了杨致和的骨架,吴承恩大展身手,找到自己,找到风格,连《南游记》、《北游记》的精华也拖了几段过来(铁扇公主即出于《南游记》)。

这段话十分精彩,真希望有一个拍案而起的吴承恩,真希望《西游记》就是这样诞生的。这样的话,吴承恩就成了一个“有资格挪用别人东西”的“高贵的强盗”。读木心的东西,我时常为他的睿智、审美直觉和连珠妙语而击节,但有时也为这些妙语缺乏一个较坚实的学术基础而叹息。的确,在专业的文学史中,错误不会这么多,胆子也不会这么大,但灼见也少啊,有时少到没有,有时少到是负数,起反作用,被引入歧途而不觉得,如果你选择不当的话。读此书的乐趣就如同去琉璃厂淘旧书,每有意外的收获,便有一股快意在心头升起。这样的快意,是无法从学院派循规蹈矩的文章里获得的。这是异端的权利,也是异端的胜利。这是木心一个人的胜利。目前出版的讲课笔记,只是他的狱中笔记以及被查抄的文学手稿的一种再现和延续,对此我们唯有感谢!

木心有着强烈的老子情结,这使他对司马迁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又使他在看待帕斯卡尔的“无限空间的永恒沉默”时,匆忙地下结论:“这是老子的东西嘛!”帕斯卡尔对人类处境的洞微察幽,是为了论证拯救者(即上帝)存在的必要性,而在《道德经》中,非但没有拯救者什么事,人在其中的地位亦不特殊。木心视文学为信仰,且是唯一的、可以覆盖一切的信仰,一旦碰上真正的信仰,反倒觉得无法理解了。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