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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地域性的近代北碚风景园林建设

0北吾乡村建设运动对地域风景园林实践的启示

与全球化相比，该地区不是完全的双重对立，而是多样的共生关系。邹德侬、徐千里等指出:地域化是普遍现象,而全球化则是一个永无终结的过程,地域性文化应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多元共存。吴良镛、曾坚等分别指出:地域性应“从封闭自律性生存系统,向成为开放的他律性社会文化系统转化”,“在寻找传统的同时,需要探索适应时代要求的内容、形式与风格,塑造新的形式,创造新的景象,用以表达新的时代精神”。因而地域性城市、建筑、风景的建构,并非是固守于传统,而应是和现代化发展方向相契合的地域优秀文化因子的协和、共生、共荣。

在1930年代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和全盘西化”争论中,被美国《亚洲》杂志誉为“中国最成功的城市规划实践”的北碚乡村建设运动,也与地域性学术探讨起源地欧美(1)一样探索了“国际风格”(或云“现代化”)与地方传统文化的相融相生,并在城乡建设,特别是风景园林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在当前“注重人文城市建设”(2)的时代语境下,归纳北碚乡村建设运动的地域性风景园林实践经验,对于找寻地域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风景园林实践途径,有着积极的案例实证意义。本文首次以地域性的视角,通过对集中体现北碚乡村建设思想的《乡村建设》(1930)、《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1934)、《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1934)等,以及反映其建设成就的《北碚聚落志》(1945)、《三峡游览指南》(1942)、《北碚游览志》(1945)等基础资料的统计分析,对应民国时期杂志、报刊上的北碚实景图片,探寻北碚城乡地域性风景建设的核心思想和普遍实践,归纳其风景营造、场所建构、集体精神培育等方面的关键问题。

1北立时期乡村建设运动

北碚乡村建设运动是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现代化建设运动,涵盖了以北碚为中心,包括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县的朝阳、黄桷、澄江三镇以及金刚、龙凤、白庙、文星、二岩五乡的20315km2范围,人口近9万人。其乡村建设运动经历了峡防团务局时期(1927-1936)、乡村建设实验区时期(1936-1942)、北碚管理局时期(1942-1949),共23年,不仅是国内较早的,也是“中国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时间最长、成就最大的一个”,具有“最完整历史记录”的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

北碚乡村建设运动注重通过经济、文化以及人民教育等方面,构建“现代化”的嘉陵江三峡,并定位于“皆清洁,皆美丽,皆有秩序,皆可住居、游览”的城乡建设目标。其主导者卢作孚认为:改变建立在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家庭生活集团”,代之以工商时代基础上的“现代集团生活”,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历程,并强调通过培育“有极良好的公共秩序和公共习惯”,为北碚以至于全国的城乡现代化提供合格的人才。由此与社会公共生活紧密相关的公园、广场、风景区以及寺观祠庙成为北碚乡村建设在物质和精神上重要显性因子,既构成了北碚城乡风貌的基地,又是大众游赏的主要场所,成为培育新生活、新精神的重要场所。有学者结合当时重庆居民和躲战乱的外地人的记述,认为:“北碚始终朝着建设‘一个大众公共享受的城市’目标努力,因此,这里看不到上海、重庆‘丢掉广大的农村、山林、河流,几乎没有城市公共事业,只有极少数人那能够享受繁荣的畸形的资本主义的建设’。北碚注重生态的建设,郁郁葱葱的杨槐、伞状的法国梧桐,以及随风飘扬的杨柳成为北碚城的重要标志”347。而其他诸如“川中之洞天福地”、“世外桃源”或是“中国最成功的城市规划实践”,都可见这一“落后的重庆城郊区域”(3)的“现代化”转型。

2地域风景园林的功能布局

北碚乡村建设运动的地域性实践呈现“渐进式”的包容发展,在兼容传统园林的审美、生活、技术等基础上,通过城乡园林建设目标的调整和园林类型的完善,从封闭自律性生存系统向开放的他律性社会文化系统转化,建构完成了适应现代化需求的地域风景园林体系,进而满足人们多元的审美要求和多样化的功能需要(表1)。其中基于乡村现代化的城乡整体风貌营建、基于公众参与的园林场所组织和基于地域风景资源的园林体系建设三个建设途径,融合了产业、人文、自然的地域特色,集中体现了北碚乡村建设运动的“渐进式”地域性实践。

2.1风景园林建设是北吾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现代发展趋势

在乡村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风景园林作为其显性的建设要素,成为北碚乡村建设运动新文明展现的重要形态符号。并结合“城—镇(乡)—闾(村)”城乡统筹关系,通过各类“模范”事业项目的园林化建设,营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