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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金庸武侠小说及其艺术特色

［摘要］以金庸为代表的一批作家们新武侠小说的兴起，让中国的武侠小说史迈向了新的时代，也迅速在华文世界掀起了一股“金庸热”，他的小说一版再版，作品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后不断被抢拍，翻拍。金庸的武侠小说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了文学的宫殿，是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他在文学作品自身的本体创作中，作出了一系列对传统武侠作品的重大突破与贡献，塑造了一个个经典的武侠人物形象，展现了武侠精神之精髓所在。金庸武侠小说的核心思想是尚武德与重侠义，把武德与侠义并重，通过武侠小说来宣扬武侠侠义精神。他的作品存在一个普遍性的意义模式，即几乎所有故事的动机都是主人公的“身世之谜”。然后由此引发的一个个曲折迷离、可歌可泣、侠肝义胆的英雄故事。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我们完全可以读出金庸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可以看出金庸自己对武侠世界以及对其中所隐含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的剖析、传承、重塑、弘扬、批判、反思和质疑，小说中所描写的性格各异的人物、林林总总的琐事、所反映的复杂纷乱的社会、绚丽繁华的世情、所展示的山光水色、风俗人文、奇幻武功，则把读者带入了一个亦真亦幻的世界之中。金庸小说的象征性、寓意性是其作品的一大特色，小说中包含了传统文化的丰富底蕴和中华民族的深刻精神。这成为金庸武侠小说中最震撼心灵，最发人深省的精神内核。寓雅于俗，雅俗并重，是金庸作品能够成为雅俗共赏的大众经典作品的决定性因素。

［关键词］：金庸武侠小说英雄武侠精神身世之谜血缘关系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金庸、古龙、梁羽生等人的作品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的兴起，掀开了香港小说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金庸、古龙、梁羽生等人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刷新了武侠小说的面貌，提高了武侠小说的档次，为武侠小说注入了浓郁的历史文化人文气息，并在香港、台湾、内地、亚太地区乃至整个华人圈，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传看销售的热潮。

金庸出生在海宁东部的袁花镇查家，原名查良镛。查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历史上出过史学家查继佐、诗人查慎行，现代曾任台湾国民党司法行政部长的查良和内地饮誉文坛的诗人穆旦（查良铮），都是查良镛兄弟辈的名人。查良镛的祖父是晚清进士，父亲和兄长均大学毕业，家里藏书宏富，声闻浙东。查家在镇上拥有一座庞大的五进复合式庭院，前厅“澹远堂”三字匾为康熙皇帝手迹。出身书香门第的金庸从小手不释卷、博览群书。解放前，上海《大公报》在全国选聘两名译电员，他在三千多名报考者中一路过关斩将，笑到最后。不久，随报馆迁往香港。

1955年，不懂武术的查良镛以“金庸”作笔名，初试身手，以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一炮打响。此后的15年里，连续写了14部想象奇特、情节曲折的武侠小说，风靡海内外。不仅在华人社会广为流传，而且影响及于越南、韩国、日本等国家。日本、韩国很久以前就出版了金庸小说的译本，《鹿鼎记》的英文版本面世后，读者群迅速扩大。

“金庸迷”的范围异常广泛，从普通市民、青年学生和初通文墨的农民，到大量高学历的专业人员、大学教授、政府官员。邓小平大概是内地较早接触金庸作品的读者，他在70年代末自江西返回北京，托人从境外买来一套金庸小说,闲暇时读得津津有味。1981年7月18日，他接见金庸时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的小说我是读了的”。

80年代初，身为香港《明报》主人的金庸，多次撰文支持邓小平的务实政策。后来，以“新闻工作者”的身份参加了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被任命为“政治体制”小组召集人。许多人相信，过不了多久，作家金庸将会变成政界名人。可是，正如当年武侠小说如日中天时，他突然宣布“封笔”一样。待基本法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他又一次急流勇退，毅然辞去一切政治头衔，恢复了往日的寓公生活。适可而止，这大概是一贯崇尚“中庸”的金庸的立身之本。不过，这样的气魄，常人是难以企及的。1994年，北师大部分教师想起为中国现代作家排座次，金庸赫然位列第四；同年10月，他被聘为国内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名誉教授，在北大的演讲会听众云集；5年后，他又被聘为家乡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兼博士生导师。武侠小说向来被归为“通俗文学”范畴，与“纯文学”在艺术性上似乎难以相提并论。不过，若问当今华文作家中谁拥有的读者最多，人们会毫不犹豫地回答：“金庸！”无论如何，这本身就值得思索和研究。

曾经有人戏言“凡有华人处，皆能读金作。”来盛赞金庸作品的流传之广，影响之远，就金庸小说在世界各地华人圈中受欢迎的程度和流传的速度来看，我认为这样评价金庸作品也是不足为过的。“金庸热”迅速成了社会上流行的名词之一。而“金庸热”这一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也迅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思考。金庸武侠小说中最为经典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之中的任意一部作品，都成了影视剧翻拍再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