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史遗文》与小说家文体意识的自觉.doc

《隋史遗文》与小说家文体意识的自觉

在中国小说史上，诞生于明代崇祯年间的《隋史遗文》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袁于令改变了以李世民为中心、以历史编年为顺序敷衍隋唐历史的传统写法，以秦叔宝为主角，以瓦岗群雄的故事为中心，比较形象地展示了隋亡唐兴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从小说史的角度看，《隋史遗文》的意义不仅在于叙事角度的变化，而主要是体现了小说家文体意识的自觉，标志着历史题材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

以嘉靖元年(1522)《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刊行为标志，历史小说创作进入了鼎盛期。在这股创作热潮中，隋唐题材颇受青睐，并产生了一批反映隋唐历史的小说，其中最早出现的是相传为罗贯中所作的《隋唐两朝志传》，前后出现的还有《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和《大唐秦王词话》。就具体内容和创作风格来看这三部小说的差异较大，但在创作上它们也有一些共同之处，如，它们都以“纪实”相标榜，走的是“按鉴演义”的路子，故事情节简单、粗糙，人物性格不够鲜明，作品的艺术水平都不高。之所以如此，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作者对小说文体特征的认识不明确，这在当时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三国演义》面世后引起了广泛的好评，但读者、评论家大多欣赏的是它“羽翼信史”的特点，或称其“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①，或赞其“羽翼信史而不违”②。受这种文学观念的影响，这个时期历史小说创作的主要模式是“按鉴演义”，由于忽略了历史小说文学性的一面，创作成就普遍不高。

随着小说创作的繁荣，明代后期的小说家和理论家对小说文体与创作规律等问题进行了思考，对小说的认识有了明显的进步。“虚”与“实”的关系问题仍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但除胡应麟仍贬斥、否定虚构外，大多数小说家、理论家都肯定了创作中的虚构和加工。如熊大木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是“按《通鉴纲目》而取义”，但他本人也认识到了小说与“正史”的不同，他在该书序言中指出:

或谓小说不可紊之以正史，余深服其论，然而稗官野史实记正史之未备，若使以事迹显然不泯者得录，则是书竟难以成野史之余意矣。如西子事，昔文人辞往往及之，而其说不一。……质是而论之，则史书小说有不同者，无足怪也。③

熊大木以西施故事的不同叙述为例，论述了史书与小说的关系。他认为小说的价值在于“记正史之未备”，因此就不能将正史作为衡量其真实性的唯一标准。

凌濛初对自己的创作也做过这样的说明:

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其事之真与饰，名之实与赝，各参半。文不足征，意殊有属。凡耳目前怪怪奇奇，当亦无所不有，总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则可谓云尔已矣。④

这里明确提出了“真”与“饰”的问题。所谓“饰”就是艺术虚构，他认为小说要取材于现实，又要有所虚构、加工。谢肇淛在《五杂组》中对艺术虚构的必要性作了更为明确的表述:

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古今小说家，如《西京杂记》、《飞燕外传》、《天宝遗事》诸书，《虬髯》、《红线》、《隐娘》、《白猿》诸传，杂剧家如《琵琶》、《西厢》、《荆钗》、《蒙正》等词，岂必真有是事哉?近来作小说，稍涉怪诞，人便笑其不经，而新出杂剧，如《浣纱》、《青衫》、《义乳》、《孤儿》等作，必事事考之正史，年月不合、姓字不同，不敢作也。如此，则看史传足矣，何名为戏?⑤

他认为《三国演义》等书“俚而无味”，其原因就是“事太实则近腐”。

对虚、实问题认识最深刻的当属李卓吾和金圣叹。李卓吾认为小说创作应根据作者的创作目的来选择、编造故事，他在《忠义水浒传》评中一再指出:

《水浒传》事节都是假的，说来却似逼真，所以为妙。常见近来文集，乃有真事说做假者，真钝汉也!何堪与施耐庵、罗贯中作奴。(第1回评)⑥

天下文章，当以趣为第一。既是趣了，何必实有其事，并实有其人?若一一推究如何如何，岂不令人笑杀?(第53回评)⑦

明确肯定了《水浒传》之“假”，不仅为小说创作指出了虚构的正路，而且对这一文体的基本属性作了规定。金圣叹对小说文体的认识则更为清楚。他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说道:

《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⑧

他把小说与一般史书、文人之史分别加以比较，从而在虚构性、文学性、表现性三个层面指出了小说的文体特征。

在这样的创作和批评环境中，袁于令的小说观念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在《隋史遗文序》中说:

史以遗名者何?所以辅正史也。正史以纪事，纪事者何?传信也。遗史以搜逸，搜逸者何?传奇也。传信者贵真: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摹圣贤心事，如道子写生，面面逼肖。传奇者贵幻:忽焉怒发，忽焉嘻笑，英雄本色，如阳羡书生，恍惚不可方物。苟有正史而无逸史，则勋名事业，彪炳天壤者固属不磨，而奇情侠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