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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陵粉蝶休离苑论李商隐悼亡诗对婚姻情感价值的新发现

唐末诗人李静的诗歌以情感取胜，具有情感丰富的特点。正如朱一尊所说，“爱是上帝创造的，义山是独一无二的。”。在这方面,其无题诗堪称典型,引发了人们研读探究的兴趣,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而李商隐的悼亡诗却未能享此殊荣。其实,在妻子王氏亡故后的7年间,李商隐直接间接发为悼亡的诗篇有30多首,其情调之凄伤,数量之多,在古代诗史上实属少见,是其诗歌中难得的抒情佳作。正确评价这一部分作品,更能理解李商隐其人其诗。

一爱情诗的创作背景

要正确的评价李商隐的悼亡诗,首先要分析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李商隐夫妻的婚姻状况。以往论者大多注重李王婚姻与政治的关系,而对婚姻本体则大多以伉俪情深誉之,而悼亡诗也就是这种关系合乎逻辑的延伸。(P113～117)当我们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重新研读李商隐与王氏相关的诗篇时,却不禁有了以下的质疑:

首先,李商隐对王氏有着婚前的深情浪漫的追慕,如《寄恼韩同年二首》、《韩同年新居饯韩西迎家室戏赠》等,有新婚时的缠绵相思:“且向秦楼棠树下,每朝先觅照罗敷”(《东南》),有悼亡后的凄凉感伤。而对婚姻生活中的王氏,感情则较为模糊。有些诗作也被认为是寄内诗,但争议较大,如《夜雨寄北》有寄友寄内之争。(P1232)而《无题》(照梁初有情),冯浩认为是寄内诗,张采田袭冯浩之说,并引申出:“本集凡寄内之作,皆晦其题。”刘学锴、余恕诚先生在按语中的观点与此完全不同:“然以《无题》为寄内诗者,尚无其例。此篇实非赋体,乃比兴寓言体。诗中女主人公,即作者之化身。”(P1447)争论本身就是意味深长的,按张采田所言,寄内诗为何要晦其题?为何要写得如此似是而非、模糊难定?王氏在其诗中形象的飘忽不定,是否意味着情感上的倦怠和漠视?

另外,有些诗作中虽有忆内之情,但因与名宦之想缠绕而退居次要,如《思归》:“旧居连上苑,时节正迁莺。”思归之时,最让诗人忆念的是具有权力象征意味的皇家园林“上苑”,最能扣动诗人心弦的是暗含仕途迁转之机的“迁莺”时节,而妻子则自然退居次要。再如《蜂》:“青陵粉蝶休离恨,长定相逢二月中。”“青陵粉蝶”喻王氏,可见王氏于夫妻长期分隔的离恨幽怨,也可见出诗人对此离恨之不经意。联系全诗看,“家”乃为旧巢迢递,新巢难寄的退路而已。像这种忆内之情的退居,为社会所嘉许鼓励,也是为诗人所认同的。在《题汉祖庙》中诗人明确道:“乘运应须宅八荒,男儿安在恋池隍?君王自起新丰后,项羽何曾在故乡!”诗人是欲逐风波千万里,欲回天地人扁舟的。在这种男性政治神话情景中,女性(妻子)必然被忽略在外,并且这种忽略往为被赋之以神圣冠冕的名誉,这也是中国古代闺怨、思妇诗多产的原因。

还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李商隐深情绵邈的爱情诗绝大部分是无法编年的,这些诗作写于何时?又为何人而发?这已成为千古悬案。但从其生平来看,写于王氏亡故之后的可能性不大。从《王十二兄与畏之员外相访见招小饮时以悼亡日近不去因寄》与赴梓幕后的《属疾》、《病中闻河东公乐营置洒口占寄上》等诗作中可看出,悼伤后的李商隐意绪极为萧索凄凉,再无早年《镜槛》、《曲池》等宴集诗中的心旌摇动、情不自禁。“今朝歌管属檀郎”,宴集中征歌逐舞的声色之乐早已不属于自己,所以常称疾托病推辞赴宴。这样来看,其爱情诗就只能写于王氏生前,其中,柳枝之事、玉阳恋情于就婚王氏之前,但玉阳恋情的抒写多为追忆笔调,也就是说,这段恋情的余绪可能延续至与王氏的婚姻生活中。另外,就婚王氏后,义山漂转幕府,出入贵家府第,与贵主姬妾“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情事或无望相思又有多少是与李王婚姻生活的重叠?

以上的追问无意于对李商隐进行道德评价和谴责,诗人在古代文人中并不属于无行之列,相反,在对待女性态度上历来受到赞赏。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为其大量的悼亡诗提供一种不同以往的新的视域,而且这种追问并非毫无缘由,从其个体文化心理及社会风习背景来看都不是空穴来风。李商隐在本质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价值取向上有着明显的超越性,其充满热情的目光永远注目于未来,其生命追求的生存空间永远是相对于现实的高远境界。这种时空取向意味着对于世俗人伦庸常男女关系的疏忽,或者说诗人一旦进入世俗人伦庸常男女关系的抒写,其想象力可能就会受到极大的扼制,而王氏所意味的是绝对的此在时间和此岸空间。正如历史上的女人一样:细微、琐碎、重要,却不被重视,不被记录,不见经传,家庭生活的庸常足以淹没这一形象。所以“要到那些几乎没有灯光的历史长廊中去寻找,在那儿,幽暗朦胧的、忽隐忽现地,可以看见世世代代妇女们的形象。”(P398)既使是在一些涉及人伦关系的作品中,王氏也被诗人不经意的抹去,如《骄儿诗》中有骄儿的“美秀无匹”,有自己的衰谢沦落,却没有王氏存在的空间,与杜甫的《北征》比较,这一点就更为明显。

另外,在古代漫长的男权中心社会中,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