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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生命力的重大转折

在中国,中小学校的出路始终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尽管素养训练提出已20多年,新课程也进展了10年,各种“以人为本”的口号风起云涌,但学校训练为考试所困的现状并没有太多转变。在某些以高升学率著称的学校,学生几乎没有自己掌控的时间,生活节奏紧急之极,连上厕所、吃饭都要小跑;距离高考、中考还有多少天的标语随处可见;学生的心情与学习成绩有着惊人的对应……

一批学校走进了“死胡同”。

与此同时,另一批从生死线边缘走出来的学校,靠着对训练朴实的理解,对育人为本的执著追求,学生的学业成绩蒸蒸日上,各种荣誉也纷至沓来,生源从门可罗雀变为门庭若市,直逼“示范”学校。

然而,他们不约而同的困惑是,下一步,该走向何方?是全力挤入升学率这座独木桥,还是坚守那份原初的对训练本原、训练生态的理解?

他们很快发觉,除了升学率,再没有别的谈资了。迷惘、失落、停滞不前……

我说:“看到学生学业成绩的时候,也看看你的本钱吧!师生的时间投入、劳动量是本钱,师生的心理感受、精神状态同样也是本钱,而且是更大的本钱。”他们笑笑,说你太抱负主义了吧?竞争已把大家的生命质量压到了一个极点,鱼和熊掌岂能兼得?

曾经到过一所高中,升学率极高,方圆百里,家长趋之若鹜,但治理过于严格统一。我对校长说:“你能不能试一试,在时间的掌握上做一点减法,看看放到什么程度,才会对升学成绩产生影响?”他有些愕然:每年那么多双眼睛盯着考榜,岂敢一试?

可怕的不是现实本身,而是抱负的死去。

于是,世界比拟训练讨论中消失了这样一组反差极大的数据:中国学生学业成绩测试名列前茅,而在学科兴趣、学业自信念测试中却位居末端;中国人口位居世界前列,原创性奉献却乏善可陈;中国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富有,孩子们却变得越来越脆弱……

庆幸的是,训练的抱负主义者并没有消逝。

有一群人静静挑起了这副担子。他们不但敢于说办“学生喜爱、教师幸福、家长满足的抱负学校”,他们还敢于付诸行动,从问题动身,用讨论说话,对学校进展彻底的改造。他们称改造后的学校为“新学校”。

他们的改革并非“危机中的崛起”,而是冲破天花板的跳动,是在荆棘丛生的拐点处寻出新路来。他们把师生的幸福感,也就是人的生命质量作为目标,重新端详学校的一草一木。他们对一成不变的开学典礼进展改革,他们让体育课摆脱枯燥乏味的训练,他们把写作业变成了孩子们喜爱做的事,他们让学生拥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偶像……

训练之中,人永久是目的。

人的生命质量,打算了训练质量的高度。

芬兰的训练质量何以如此精彩?由于他们早在几十年前,就选择回归到人性的最根本面。他们不是鼓舞孩子从小就与人争,而是启发、帮忙他们找到自己的生命价值,同时建立起一生受用的乐观的学习心态。

实事求是地说,这群“新学校”人的改革是困难的。由于其成员大都已是当地的“优质学校”,哪里还“看”得到问题?“新学校”的提倡者李希贵说:“那就从查找工作中的‘痛’开头吧!”对于极为一般的讨论工具和实证讨论方法,李希贵津津乐道,竭力推崇。他解释说:“不借助它们的力气,我们就发觉不了问题,也意识不到问题的根源。”而每读一个这样的讨论案例,我们就能从内心感受一次剧烈的冲击:学校治理的革命从未像今日这样必要,学校训练的前景从未像今日这样宽阔。从人治走向法治,从阅历思维走向科学治理,对于一个有着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家而言,谈何简单!“新学校”的方法是,从方法改革起步。对于某些人、某些学校甚至某些文化而言,没有治理方法的先行颠覆,就难以有思想的触动和观念的变革。由于很明显,方法的背后是思维方式。“科学治理”里面,写着民主、写着真实、写着制度,也写着观念。

“新学校”的共性迥然。他们拒绝形式主义,拒绝低效劳动;他们直面问题,毫不躲避;他们把学生当作客户,倾听埋怨;他们把课程当作学校的核心大事……

治理出文化,文化化育人。

这场“纯粹”的改革,可能不会对升学率有什么太大的奉献,但,人的内核会转变,学校训练的生命力会转变。我们有理由信任,从这里走出来的将是民主开放、共性饱满、富有创见、精神强健的现代公民。

愿更多的学校,择高处立,向宽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