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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小说中的抽象化表述

严菊苓的小说在叙事上有自己的特点。也就是说，她有时不通过形象思维来表达自己的感受，而是通过意象来感知自己的表达。也就是说,她不是细细密密地描绘形象,而是将形象、状态和过程,浓缩出、抽象出精髓、神韵,简洁、扼要地点到为止,言简意赅,却又意味无穷。如果形象化的具体描述算实写的话,那么抽象化的简略概括,可以说是虚写。严歌苓的小说文本,显露出虚实相间、虚实互补的特点。实写是一般小说的表述方式,这里重点解读她文本中的抽象化表述。

严歌苓抽象化的表述,在她的作品中不胜枚举。《扶桑》中,写妓女扶桑接客时听天由命的态度,这样说:“(她)敞开自己,给人去毁去践踏。”在这里,不揭示她的心情,不刻画她的表情,不描述她做的事情。总之,不用描述性的语言塑造形象来感染读者,而用说明性的语言,抽象、概略地做出交代。《少女小渔》中,江伟和小渔跳舞时,“江伟的手在她腰上不老实了一下”。不写他的手究竟做了个什么冒犯女性的动作,只说它“不老实了一下”。不描摹外在动作,只用逻辑性语言,点明内在意向。手的动作千奇百怪,作者只用定性的方式,说明它属于一种“不老实”。让读者依据这简略的提示,去生发想象。《海那边》中这样写弱智者泡的笑:“泡是拿眼睛,其次是拿嘴唇、牙齿来笑。奇怪的是这笑并不难看,因为眼睛笑出来的笑远比皮肉来得深。”“拿眼睛笑”、“拿皮肉笑”是怎样的笑?作者并不描绘出笑容,只用逻辑性的语言———“远比、来得深”,引导读者的想象。读者在心中,复现深浅不等的种种笑容,使之形成对比。“深”、“浅”等概念,是对整个状态的抽象表达,作者用这种抽象表达方式,取代了具体的描绘。

严歌苓为何采用抽象化的表现手法,因为形象化的表现,常有缺陷,抽象化恰可用自己的优长,去弥补前者的短处。这种取长补短、扬长避短的写法,在严歌苓的作品中俯拾皆是。《扶桑》里的主人公扶桑,当黑社会的人诬她为贼,而庇护者为她辩白时,她突然自己承认是贼,主动表示愿被抓走。于是,“人们把打闹纠缠静止在一个奇怪的姿势上”。由于惊愕,正在吵、正在骂、正在打的人们,都突然中止。由于太突然,每一个姿势都停在中途,来不及调整。所有姿势都奇形怪状。至于每个人是什么姿态,并不逐一交代。

抽象化的方式,还可以表现形象化无能为力的综合性变化。综合性变化,是多变量互动的变化、协调的变化。多种因素同时变动,令人眼花缭乱,不知所措。在这种情况下,严歌苓总能明智地改变表现方式。在《士兵与狗》中,她这样说到狗的面容:“在这时,它的脸复杂起来,像人了。”狗的脸整体地,五官配合着进行调度,最后调整得类似于人的面容。这综合性的变化太复杂了,若要具体描述,必然顾此失彼,或零散不全,无法整合出统一的效果。不如以抽象化的词汇(复杂起来),概括出狗脸的总体趋向。这样简练得多,也生动得多。严歌苓的句式,会有力地激发读者的想象力。作者不做穷形极相的描摹,而作鞭辟入里的概括。让读者凭概括出的特征、本质,生发出相关的想象。中篇小说《谁家有女初长成》中,有这样一句话:“男人戴副眼镜,笑着一个白净书生的笑。”并不直观地再现出,那男人怎样眯起眼睛,弯下眉毛,耸着鼻子,翘起嘴角。不用话语,描绘出一个富有实感的笑容。只点明那人的身份,说明这是一个“白净书生”的笑脸儿。“白净书生”会怎么笑,就得让颇有阅历的读者,自己去推想了。读者是见识过各式各样笑容的,而且很懂得,一个人的身份决定了他的笑容面乳貌,决定了其整体倾向性。当读者的想象力激活后,虽然作者只是“提了个头儿”,读者自己就能按生活的逻辑演绎下去。在逻辑线的远端,牵扯出一个文绉绉的微笑。

调动读者的想象力,是最佳策略。因为想象能力几乎是无所不能的。《谁家有女初长成》中,有这样的句子:“(在一个年轻男人面前)她眼里有了种轻微的招惹,或说挑逗。”作者没有具体描绘,人物是怎样一种“招惹”的目光,怎样一种“挑逗”的眼神。她让读者自己去拟想,给读者留下了足够的思维空间。那“轻微的招惹”、“挑逗”,怎样通过眼波的流转传达出来?这“流转”如何微妙到难以名状?这是只能用想象能力去虚拟,无法靠语言能力去实写的。因为想象能力基本不受制约,且倏忽变化、无迹可寻。语言能力则需见诸一个个文字,一行行语句,常有“言不及义”的窘迫。比如那“招惹”、“挑逗”的眼神,不光难以具象化,更难以语词化。不要说想象能力为语言能力所不及,任何一种有形的表现能力(语言表现能力、绘画表现能力、雕塑表现能力、音乐表现能力),在想象这种“空想能力”面前,都只能望洋兴叹。正由于想象的效果,远胜过相对而言滞涩的笔,所以严歌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