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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的文化心态一个复杂的问题

几乎可以说，《红楼梦》的艺术成就是伟大的，而《红楼梦》的思维是复杂的。当人们试图进入《红楼梦》这座丰富深邃的文化宝库时,各种各样似曾相识的文化因子便迎面而来,令人目不暇接。仅就哲理层次而言,其中不仅有传统文化的三大主干——儒学、道家、释宗的烙印,而且也有楚骚、玄观的踪影;不仅有封建正统观念的残迹,而且也有进步启蒙倾向的萌芽,荟萃了古代思想史上一系列产生过重大历史影响的思潮流派,使它当之无愧地成为缤纷灿烂的中国文化传统的优秀艺术结晶。如何说明这些文化因子在曹雪芹哲理心态中的思想底蕴、相互关系和独特地位,也因此成为红学研究中一项意义重大的课题。本文的目的,正是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嬗变的宏观视角出发,对这个多重组合的复杂整体展开一番辨证解析的工作,以期说明它的有序整合结构。

一补天济世的内圣大略

曹雪芹对儒家文化的态度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在红学界曾引起热烈的讨论。一些学者特别强调《红楼梦》对程朱理学以及科举八股的反感批判,据此否认他对儒家传统的认同;另一些学者则凭借《红楼梦》的补天济世观念,肯定他接受了儒家文化的影响;有人甚至主张这一观念构成了曹雪芹全部哲理意识的核心或本体。本文认为,只有将这一问题放在曹雪芹哲理心态的整合结构中加以探讨,才有可能对它做出全面、合理的说明。

在古代传统文化的发展洪流中,儒家思潮是以它对仁义之道的大力推崇、对入世精神的积极肯定作为突出特征的。从这一视角看,《红楼梦》其实并没有完全摆脱儒家文化的深层积淀。不仅它在某些地方流露的忠君孝亲、天恩祖德的政治伦理观念打有儒家思想的烙印,而且它在第一回开宗明义地推出的补天济世志向,更是不容置疑地渗透着儒家传统入世有为、齐家治国的基本宗旨。

众所周知,在《红楼梦》里,曹雪芹曾以饱含辛酸的笔墨,在一种“原应叹息”的感伤心境中,凭借他对自己家族衰败历程的亲身体验和对社会历史发展大潮的敏锐洞察,深刻地描画了一幅苍天已破、大厦将倾的末世图象。第二回中,“冷子兴演说荣国府”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点出“如今的这宁荣两门,也都萧疏了”,“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在第五回,“宁荣二公之灵”更明白宣告:“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传流,虽历百年,奈运终数尽,不可挽回者。”这种对末世本质的指证意识,实际上构成了曹雪芹全部哲理心态的基石。

面对这种客观的末世现实,曹雪芹做出的第一个主观动态反应,就是体现在《红楼梦》中那块最先出场的顽石身上的“补天济世”志向。我们看到,此石不仅公然以补天为己任,而且见到一僧一道,也全然不顾道释二宗的本来面目,张口称赞二位仙师“必有补天济世之材,利物济人之德”。这里表现的心态意向,其实质很清楚,就是要在“钟呜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面临崩溃瓦解的状况下,试图通过主体有所作为、经邦济世的努力,以维持延续“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的存在。因此,考虑到曹雪芹赋予这块顽石的重大意义,我们显然很难断言他对于儒家传统文化持一种全盘拒斥的态度。

“红楼梦”本文对程朱理学的批判,也需要放在曹雪芹补天意图对儒学精神的这种肯定性认同的基础之上加以考察,才能得到正确的诠释。其实,在主张齐家治国这一根本点上,曹雪芹与作为儒家正统的程朱理学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可调合的对立。产生差异的关键在于:在如何经邦济世的问题上,曹雪芹更偏重于儒家内部坚持凭借实用功利手段以获取实效的“外王”路线(17世纪顾炎武、黄宗羲、颜元等人所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潮,就是这一路线的著名代表),而不赞同程朱理学主张的通过伦理道德方面的“正心诚意”达到目的的“内圣”路线。

诚然,由于“无材”,那块顽石在“补天”方面并没有施展什么身手;然而,曹雪芹的笔下却的确刻划了几位既有才、又有志的补天式人物,这就是被誉为“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的凤姐,一心想要在照管家务时“立一番事业”的探春,以及于濒死前还在设想充满救亡梦寻的“可保永全”之策的可卿(尽管这种设想与可卿的身份性格并不相称,但正因为如此,它的深层寓意才更值得我们注意)。尤其是她们的补天之计、济世之举——从可卿提出的筹备钱粮供给、“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便“于荣时筹画下将来衰时的世业”的定见,到凤姐针对家族内部由于“需用过费、滥支冒领”造成的“再几年就都赔尽了”的危机生出的“多少省俭的法子”,再到探春蠲免公子哥儿们的家学公费和小姐姑娘们的部分头油脂粉钱,并把大观园让老妈妈们包了去、企求“省了这些花儿匠山子匠打扫人等的工费,将此有余,以补不足”的种种措施,更几乎是如出一辙,统统指向冷子兴揭示的“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的末世弊端,对症下药,试图借助运筹谋画、省俭日用、兴利剔弊、开源节流的致用手段,挽狂澜于既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