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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戏剧理论批评的历史回顾

中国现代戏剧（戏剧）出现于传统戏剧（戏剧）的对立中，已有80多年的历史。像一切新事物一样,它也经历了从幼稚到成熟,从萧条到繁荣的不同发展阶段。由“五四”开始的初期话剧创作同小说、新诗相比是不景气的,到了三十年代后期,特别是抗战以后,话剧才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话剧由不景气到繁荣乃至成熟,当然同几代剧作家的辛勤耕耘分不开,也同话剧理论和批评工作者的积极倡导分不开。

一般说来,文学创作是文学研究和评论的基础,创作的丰收,往往带来评论的活跃,但评论反过来也可以影响创作,推动或制约着创作的发展。历史上也有这样的现象:某些事物,当需要它的时候,可以通过有意识地提倡和扶植使其得到发展。对于话剧说来,也是这样。由于社会需要有一种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都有别于过去的“新剧”来取代“旧剧”,人们便大声疾呼,要求发展话剧,这样就出现了初期话剧创作虽不景气,而研究评论却相对活跃的局面,这是初期话剧研究的一个特点。本文所涉及到的二、三十年代的话剧研究也是如此。

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前期,整个说来尚属中国话剧的黎明期,话剧运动的先驱者们,为了迎接黎明的到来,曾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号,创办刊物;成立团体,从事创作演出,开展理论批评,进行大量的启蒙和开创性的工作,筚路蓝缕,留下了艰苦跋涉的足迹。他们的历史功绩,是不应被忘记的。本文仅就话剧的理论批评方面,作一简略的历史回顾。

一有了新的改编本或在本里

当我们具体进入对我国话剧研究的历史叙述时,首先不能不提到翻译和介绍。不妨说,我国对话剧的研究是由翻译介绍开始的。在现代文学史上最初几年发表的有关戏剧的文字,译介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据郑振铎说,最初被翻译过来的剧本是法国穆雷(莫里哀)的《鸣不平》和波兰廖抗夫的《夜未央》,接着马君武又翻译了席勒的《威廉·退尔》,因系用文言译成,影响不大。对外国戏剧的大量译介始于1918年。这年的六月《新青年》出刊“易卜生专号”,译介了《娜拉》、《国民之敌》等剧本,较全面地介绍了易卜生。接着又陆续翻译了王尔德的《遗扇记》(即《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以及爱尔兰葛雷古夫人的一些独幕剧;《新潮》则译介了肖伯纳的《华伦夫人之职业》,易卜生的《群鬼》;《少年中国》则介绍了王尔德的《莎乐美》,莎士比亚的《汉姆莱特》、《罗密欧与朱丽叶》,菊池宽的《父归》;《小说月报》则介绍了般生的《新结婚的一对》,莫里哀的《悭吝人》,梅特林克的《马兰公主》,泰戈尔的《齐德拉》;《文学旬刊》也介绍了果戈理的《巡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等。单是茅盾一人先后翻译的剧本就有17篇。作为专门性刊物的《戏剧》杂志,精辟“近代剧大观”的专栏,译介了易卜生的《傀儡家庭》、《群鬼》、《民众之敌》、《建筑师》、《海之夫人》、《社会柱石》等六部剧作,还译介了高尔斯华绥的《银盒》。短短几年,许多世界名剧均已有了全译本或改译本。宋春舫除了翻译《人类》、《换个丈夫罢》、《早已过去了》、《枪声》等未来派剧本,还开列“世界百大名剧表”和“新欧剧本三十六种”第一次向中国读者提供了包括欧美主要国家的著名戏剧作品的书目,打开了读者的眼界。

进入三十年代,剧本翻译的数量並未减少,国别和作家范围更加扩大,又引进了一些新人新作。如奥尼尔的《天边外》(顾仲彝译)、《卡利比之月》(马彦祥译),麦士菲尔德的《锁了的箱子》(苏芹荪译),高尔斯华绥的《逃忘者》(郑稚存译),莫里哀的《伪君子》(陈治策译),巴蕾的《十二磅的尊容》(熊式壹译),以及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郭斌佳译)等。这些剧作题材不同,风格各异,既有现实主义的,也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不同流派的作品。据田禽的统计,从1908年翻译《夜未央》起,到1938年的三十年间共出版翻译剧本387种,不仅为我国剧作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也使读者领略到各国戏剧的不同特色。

随着剧本的翻译,也出现了一批带有研究性质的评介文章。如沈雁冰的《脑威写实主义前驱般生》(载《小说月报》12卷1期,1921年1月)、《评华伦夫人之职业》(载《文学旬刊》77期,1923年6月);王统照的《高士倭绥略传》(载《戏剧》1卷1期,1921年5月);沈泽民的《王尔德评传》(载《小说月报》12卷5期,1921年5月);傅东华的《梅脱灵与青鸟》(载《小说月报》14卷4期,1923年4月);黄仲苏的《梅特林的戏剧》(载《创造周报》35期,1924年1月);林汉达的《谈谈茶花女剧本》(载《文学周报》1928,3,18);焦菊隐的《论易卜生》、《论莫里哀》(载《晨报副镌》1928年3月20日、4月16日)张嘉铸的《沃尼尔》(载《新月》1卷11期,1929年1月);钱杏邨的《霍甫特曼的戏剧》(载《现代小说》3卷3期,1929年12月);适夷的《菊池宽论》(载《读书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