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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一种复杂的叙述主体 主体，即叙事中表达的主观感知、理解、判断和观点的来源。 在叙述文本中,主体变得很复杂。传统文学理论把作者看作叙述行为的唯一主体的观点不仅是陈旧的,而且阻碍对叙述的复杂性进行真正的批评操作。 叙述文本中的主体分化并不是一个纯理论问题,而是我们分析任何叙述文本时不得不做的事:叙述主体的声音被分散在不同的层次上,不同的个体里,这些个体可以是同层次的也可以是异层次的(用语言学家的术语来说是“分布性的”[distributional],或“整合性的”[integrational])从叙述分析的具体操作来看,叙述的人物,不论是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都占有一部份主体意识,叙述者不一定是主体的最重要代言人,但他的声音是不可忽视的,而且叙述者很可能不止一个人,《十日谈》有同层次的十个叙述者,《狂人日记》有异层次的两个叙述者;最后,隐指作者应当说一部作品只有一个,但在他身上可以不得不体现相反的价值观。主体的这三种组成有可能一致,有可能意见相左,也有可能完全冲突,这样就使叙述的意指过程戏剧化,呈现一种内部关系紧张的复杂性。 主体离心化的过程,自本世纪初起就被文学理论家注意到了,虽然他们没有能给予精确的分析。 首先使文论家们注意到的是所谓“面具”(立丁文personae)即人物作为作者的化身出现,似乎作者戴上了假面具进入情节。这个术语在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 ound)的同名诗集发表后(1922)成为文论界通用的术语。但是在这之前,不少作家从创作实践中感到作家应当从叙述中退出。早在十七世纪英国作家屈莱顿(John Dryden)分析古罗马作家奥维德(Ovidus)时就指出:“奥维德使其人物取得一种最高度的参与(concernmeat),他使人物戏剧化,而不是自己出面去叙述这些人物的故事。”人物当然本来就是戏剧化的,屈莱顿想说的是人物把作者的思想意识变成他们自己的言语行动。 中国文学研究者也注意到用“面具”分割主体的现象。“李白诗中的鲁仲连、诸葛亮、谢安等人,只是他诗中一贯的‘我’的代称,其主观色彩并未减弱多少”。需要说明的是,作品中的面具“我”,不同于非面具的“我”所占有的主体意识成份比较大。但是他也决不可能占有全部主体意识,或与隐指作者完全合一。即使在上述李白诗例中,“主观色彩”毕竟还是“减弱”了。 阿英论到《老残游记》时有一段话很有意思,他说:“人物方面,老残是代表了作者自己,可是这自己,是指实体的刘铁云,他还有一个理想之身,也托附在书里的异人身上,那就是初集的璵姑,二集里的逸云”因此老残是作者“真实的自己”,而后二人是作者“理想的自己”。 阿英的确认识到了主体分化现象,但是他的表达不准确。小说的主角人物老残担当了主体意识的很大份量,但这个主体意识是否就是作者“真实的”或“实体的”自己,却是大可怀疑的,因为,正如阿英自己说明的,“理想之身”还附在别的人物身上。把某一人物作为作品全部主体意识的占有者,是不妥当的,而把作品的主体意识等同于作者意识,更是危险的。可是我们偏偏经常读到象这样的论点:“《莺莺传》中的张生,就是作者自已,那是无疑的。所以故事的发展,心理的活动,都有实际的经验,决非出于虚构,因此写得格外真实动人。”只要有足够的文学史根据,当然某个人物可以“无疑”地是“作者自己”,这样“故事的发展”才可能“决非出于虚构”,因为这时此叙述作品就完全是自传。如果《莺莺传》不完全是自传,那这一段论述及推理就站不住脚了。 现在再看叙述者身上体现的主体意识。在文论界有一种传统的看法:“第一人称小说主观性强,第三人称小说比较客观”,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就是第一人称叙述者所占有的主体意识量比后者大得多。这样的说法,看来是太笼统了,而且表达得很不准确。固然,叙述者在第一人称小说中是现身式的,而在第三人称小说中是全隐身或半隐身的,但这只是就叙述者的身份而言,无论哪种方式,全部叙述都是叙述者的声音,因为叙述信息不可能没有叙述者而自动发出。但同时,叙述者不可能自己描写自己,正如托多洛夫所说,“言语行为的主体,从本质上说是无法表现的”,他要描写自己,只有两个方法,一是把自己作为一个人物出现在叙述中,这就是显现式叙述者兼人物,例如《祝福》中有不少地方写“我”的心理活动,二是借对叙述中的人和事的评论间接地显示自己的思想,例如《阿Q正传》中的大量叙述者评论。 这两种叙述者究竟哪一个更能表现主体意识?从表面上看来,显示式叙述者兼人物最为合适,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觉得“第一人称小说主观性强”。实际上,在具体作品中,情况不一定如此。《孔乙己》的叙述者酒店小伙计是现身式的,而且兼叙述中人物,但他对于叙述是超然的,旁观的,他很少参与王体意识的营造。而象卢新华《伤痕》那样加入大量叙述评论的小说,叙述者虽然是隐式的,却几乎是主体意识的主要组成部份。因此,说“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