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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茂莉：中国历代疆域变化及其地理基础 今天，人们观念中的地理仅限于山在哪儿、水在哪儿、路在哪儿、矿在哪儿。事实上地理对于历史与今天而言并非如此简单。人类立足于大地上，无论个体还是人类集团——国家、政权，均未离开过地理，包含空间与界限的疆域更是如此。疆域是两个政权或部族空间互相碰撞的结果，若世界上只有一个政权或一个部族就不会出现疆域，而两个人类政治集团相互碰撞且稳定在某一地带，并非无因无由，地理——这一来自于自然的力量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史前文化的空间组合与地理选择 一个部族不断壮大并继续扩展空间时，往往会因两种障碍而驻足，即难以逾越的山川湖泊、沙漠荒原等自然物以及相互抗衡的其他部族。大的山川湖泊往往会成为多个部族驻足之处，而在环境差异不明显且没有地物成为屏障的地域，部族间在力量抗衡中以强凌弱、以大并小，成为赢家的一方会因此而扩大境域，并形成势力范围。疆域是与政治、国家、政权相关的理念，中国国家的起源在三代，三代之前属于史前时期，这一时期虽不存在疆域，却构建了后世国家的基础。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发展模式，认为史前文明与后世国家存在密切联系。史前文明呈漫天群星之势分布于各地，国家却诞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能够遵循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一模式最终走向古代国家的并不是所有文化类型。从考古学角度去审度，遍布各地的史前文化类型没有高下之分，为什么只有一些文化类型实现了与后世历史的接轨，成为文明的薪火传人，而更多的文化类型戛然终止在灿烂的史前时期？解读这些问题，是探讨国家乃至于疆域地理基础的起点。 董其昌《钟贾山阴望平原村景图》（局部）笺纸水墨，明，28.2 x 152 cm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20世纪70年代苏秉琦针对黄河流域摇篮说，提出中国史前文明“多元多中心”说，与这一学说相伴的是史前文化六大区系理论。考古文化是构成考古文化区系的基础，考古学用考古文化表示考古遗存中所观察到的属于同一时代、分布于共同地区并且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群遗存。这一表述若从另一角度理解，可以视作凝聚在共同的社会力量之下、彼此之间具有联系的文化人群，在共同的时空背景之下形成具有共同特征的经济生活方式与社会组织形式，而考古器物、墓葬形式等只是后世识别文化人群共性的标识。 审度考古文化包含的内涵，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这就是地理环境。能够将一个地域的人群凝聚在一起的力量，除共同的社会体系之外，相对完整且自然环境相似的地理单元十分重要：完整的地理单元是保障人们无障碍交流且构成文化统一体的前提，相似的自然环境则是人们从事同一文化创造的根本，地理环境不仅是人们立足之本，也是构成文化区系的基础。苏秉琦划分的六大考古文化区系为：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文化区，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文化区，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文化区，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文化区，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文化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轴的南方文化区。六大区系虽为考古文化区，却没有离开地理基础，或以基本完整的地理单元为依托，或发展于相似的地理环境下，或依凭交通纽带而自成体系。 六大考古文化区系中，中原区有着特殊的地位，突出表现在文化交往上，除巴蜀、岭南没有直接证据外，中原区与其他几个考古文化区均保持频繁的文化往来，而这样的向心性特征是其他文化区系没有的。中原区与其他文化区系的交流，或作为文化扩散中心将文化传布到各地，或将其他文化融入自己的文化肌体中，融合过程又表现为文化传入与文化覆盖两种形式，如红山文化南下进入燕山以南属于前者，龙山文化西扩对仰韶文化的替代则属于后者。中原区与其他考古文化区系的关系将这一地区推向了文化融汇中心的地位。需要探讨的是，为什么六大区系之中只有中原区拥有这样的地位？地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龙山文化黑陶双耳杯新石器时代1960年出土于山东潍坊姚官庄遗址现藏于山东博物馆 中原区拥有文化融汇中心的地位，取决于这里拥有创造文明、保全文明的地理环境。童恩正《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一文阐述黄河中下游地区即中原区从部落迈向国家的进程，十分强调北方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地带具有实现社会组织一统性与文化一统性的基础，其中平坦的地势利于文化交流并形成超出部落组织的更大政治实体；干旱寒冷的气候促使人们及时调整社会组织与生产对策；邻近游牧民族的地理区位会因战争联合为整体，并涌现出具有领导性的权威人物；缺水的自然环境使人们在治水的共同需求下形成高级的政治集团；共同的生产基础往往使人们将政治集团领袖的祖先视作共同祖先，进而形成宗教意识。 若将童恩正论证的五个方面稍加分析，均可归入地理环境这一根本理念之中。凭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地理环境，人们实现了社会组织与文化意识一统的基础，并从部落迈向国家。创造文明离不开地理环境，保全文明同样要借助地理环境。 ▲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