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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省域生态补偿的逻辑框架与数额测算 1 中国生态补偿制度的研究 生态保护与经济利益关系的扭曲，不仅限制了生态保护建设的发展，而且影响了区域协调发展和相关生态保护建设利益的和谐。生态补偿通过对损害（或保护）资源环境的行为进行收费（或补偿），提高该行为的成本（或收益），从而激励损害（或保护）行为的主体减少（或增加）因其行为带来的外部不经济性（或外部经济性），达到保护资源的目的，是一种有效解决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的经济激励措施，有助于解决区域生态冲突和随之而来的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冲突，处理好区域间生存权、发展权与环境权的矛盾，已成为政策和现实的迫切需要，是调整相关主体环境利益及其经济利益的分配关系，促进经济与环境之间、区域之间协调发展的有效手段，可使生态利益相关者的获益与受损达到平衡。 中国的生态补偿问题已得到学者们的关注。对中国省域生态补偿差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补偿标准确定方法、补偿额度、机制与政策以及时空格局分析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比如，采用相对评价算法，构建覆盖各主要生态环境要素和污染物排放控制领域的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指标体系，计算出各省的生态补偿指数；利用生态足迹法计算各省生态服务供给与消费情况，计算出各省应获得的生态补偿金额；从中央政府主导下的生态补偿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生态补偿两方面，提炼和总结确定补偿标准在实践中的难点及其负面影响；结合GDP、人口等经济社会统计数据，创建区域生态补偿定量估算模型，模拟和分析中国多时空尺度的生态补偿分布格局；探讨了中国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国家战略框架和理论方法，对流域等生态补偿重点领域进行研究。 补偿额度的测算和确定是区域生态补偿研究从理论走向实践的关键，“一刀切”的补偿标准常常会造成区域间“过高补偿”和“补偿不足”现象的出现，进而导致补偿政策的难以执行。目前，对中国省域生态补偿额度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生态服务、生态消费角度的测算，和基于区域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的区域生态补偿模型估算。这些研究成果为中国省域生态补偿额度的定量研究提供了借鉴。本文受启发于Pagiola等对生态补偿理论框架的解读思路，从地理学的尺度关联与尺度转换视角，提出中国省域生态补偿的理论框架，并结合国内外学者对生态系统价值的判断，根据中国各省域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提出基于生态价值当量的中国省域生态补偿额度测算思路，并以2011年数据为例，对中国各省的生态补偿额度进行了测算，以期为决策者提供参考。 2 生态价值单元和生态补偿 2.1 cos渗透技术在中国的应用 生态系统价值的鉴别、量化和货币化已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但目前大多是采取一些替代法计算，世界上比较公认的成熟的生态价值定价方法还未形成。由于不同研究者对参数选取的差异，导致所得结果的差异往往很大。1997年Costanza等在《Nature》上发表了“The value of the world’s ecosystem services and nature”，使得生态系统价值估算原理及方法从科学意义上得以明确。该方法在中国已应用于评估各类生态系统的生态经济价值，但Costanza的方法在中国的应用仍存在很大争议。2008年，谢高地等在《自然资源学报》的论文“一个基于专家知识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化方法”，经学术计量指标综合评定，被评选为2011年度“中国百篇最具影响国内学术论文”（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12），该文在Costanza生态系统价值评估体系的基础上分别于2002年和2007年对中国约700位具有生态学背景的专业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得出了新的生态系统价值评估单价体系（表1）。 为衡量生态补偿能力，生态当量（绿当量）已被学者广泛运用[24,25,26,27,28,29,30]于不同生态标准的量化（表2），该方法定义其他绿色植被的绿量相对于等量森林面积的绿量的比率，其主体可以为草地、园地、耕地等其他绿色植被，进而从土地利用的角度使得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的生态当量具有直观的比较性。但大多运用于城市生态补偿方面的研究，且具体的当量标准也有一定的差异。 基于表2中生态当量的归一化思路，以森林生态系统的生态价值作为参考，对表1中各方案的草地、农田、湿地、河流、湖泊、荒漠等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进行当量化处理（表3），结合学者们的研究，本文采用谢高地的方案。 2.2 态系统的生态价值 以森林、草地、农田、湿地、河流、湖泊、荒漠等生态系统为单元，基于生态价值当量表（表3），乘以各生态系统的面积（hm2），即可得到不同生态系统的生态价值（元）。比如，2011年中国森林面积为1.955亿hm2，草地面积为3.928亿hm2，农田（农用地）面积6.569亿hm2，湿地面积0.385亿hm2，河流、湖泊面积为0.166亿hm2，荒漠面积（沙化土地）1.731亿h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