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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沿岸》的多重主题 2002年夏，英国剧作家托布斯托普（tompster）的最新作品《蒙斯特彻特的新闻》在英国国家剧院演出。总共9小时，70多岁的剧作家。两位受关注的剧作家再次被英国和世界戏剧史所吸引。耐人寻味的是,时隔四年之后,这部历史三联剧才先后登上百老汇和莫斯科的舞台,并一举获得2007年“剧桌杰出戏剧奖”、2007年“纽约剧评界最佳戏剧奖”、2007年“托尼最佳戏剧奖”。斯托帕自从1966年凭借《罗森克兰茨与吉尔德斯特恩已死》一举成名之后,迄今已完成十多部剧作,大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此外他还创作、改编了许多广播剧、电视剧及电影剧本。1999年,他和马克·诺曼合作的《恋爱中的莎士比亚》获第七十一届奥斯卡奖十一项提名,并最终摘得包括最佳编剧奖在内的七项桂冠。有评论家指出,斯托帕的戏剧创作生涯本身“就像一出高潮迭起的戏剧”,“总是有令人惊叹的新剧面世;每一部新的戏剧都开辟一个新的疆域,达到一种新的完美”。(萧萍,2005:x)诚然,无论是在戏剧主题还是技巧上,斯托帕一直致力于求变、创新。但纵观其所有作品,我们亦不难总结出剧作家一贯保有的独特戏剧风格:他对文字游戏的执着,总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莎士比亚、王尔德、萧伯纳等戏剧名家,而充分体现作者本人辩证思维习惯的双重戏剧主题和结构却又令他独树一帜。《乌托邦彼岸》系列剧作为剧作家成熟时期的代表作之一,既体现出他在戏剧主题和手法上试图超越自我的努力,也折射出其戏剧特色的延续和发展。 顾名思义,《乌托邦彼岸》系列剧中,乌托邦是贯穿三部戏的关键所在。斯托帕借助剧中人的人生轨迹,在阐明乌托邦主义得以生发的本源之后,重点突显人们对其孜孜以求却求而不得的同一历程,最后进入反思乌托邦存在的现实可能性及其精神价值。全剧揭示了作者对乌托邦主义的根本态度——现世生活的种种不足激发了人们对一个没有冲突、一切皆有可能的理想国的向往和追寻,“可是不存在这种地方,所以它才被叫作乌托邦”。 (Stoppard: 223)。1从《航行》到《失事》,及至《获救》,随着剧中人从青年到中年、老年的生命进程,他们追寻乌托邦梦想的轨迹逐渐得以明朗化,即由最初热情高涨的顶点渐次下行,直至理想的最终失落。在此意义上,三部本来相互独立的戏剧因为其情节、人物、时间上的首尾呼应,共同构成一部深入探讨乌托邦主义的大戏。 剧中,斯托帕的戏剧语言一如既往的机智,却因为长篇累牍的纯哲学理论而显得晦涩。表面上看来,此剧缺少斯托帕所擅长的精巧繁复的戏剧结构,唯有众多19世纪中期真实的历史人物登场,他们惯于“长篇大论”,“一如一部传统的俄国小说”的舞台版。(Hornby: 633)这部戏到底是剧作家水平的突飞猛进抑或倒退,批评界的反应出现了根本性的分歧。而读者和观众一旦把握住乌托邦主义这一关键词对系列剧深入解读,便不难发现这个核心主题可以分解为革命、爱情、自我等三重主题;与之相对应的是,斯托帕延续并发展了自己惯常运用的双重戏剧结构,赋予此剧更为隐晦、繁复的多重戏剧结构。以下将逐一展现在乌托邦主义这一核心主题统领之下,作者如何将多重主题与多重结构相互对应并使其互为倚仗,从而将自己的戏剧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峰。 革命主题:将凸显为人物中心的精神缺陷 整整埋首故纸堆四年之后,斯托帕才完成了这部舞台时间长逾三十年(1833—1868)、舞台空间广逾五个国家(俄国、德国、法国、英国、瑞士)的革命史诗。如果说《乌托邦彼岸》是一出革命之戏,大概不会有人反对:在19世纪欧洲大陆广泛的革命大背景之下,这部戏“前可追溯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1812年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并透过剧中人的视角描述了1848年法国革命;其后还巧妙“预见到20世纪俄国十月革命”。(萧萍,2006:xii)剧中的主要人物是六位生于19世纪早期的俄国激进知识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巴库宁、学生哲学小组领袖斯坦科维奇、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作家屠格涅夫、思想家赫尔岑、诗人奥加辽夫。他们因为反对沙皇的独裁统治被迫流亡海外,与欧洲各路革命人物和思想进行直接交流、碰撞之后,他们原本统一的革命目标及方式逐渐分化。 从革命这一主题上看,《乌托邦彼岸》是继《跳跃者》、《戏谑》等剧之后对政治话题的延续。“在其最早期的作品里,斯托帕尽量避免涉及政治辩论的领域。这可不是因为他对政治不感兴趣,而是由于他更为信赖质疑的过程而非努力营造某个固定的意识形态立场。” (Bull:137)《乌托邦彼岸》在这个方面做出了新的尝试。在这部革命之戏里,具有真实历史身份的政治人物云集,然而斯托帕并未让某一政治主张取得压倒性的胜利,相反,不同的政治声音此起彼伏,相互问诘。革命作为本剧的主题之一,服务于探讨乌托邦主义这一核心主题。具体说来,剧中人针锋相对的革命理念和实践,共同形成一种怀疑主义基调,并最终通过政治理想国的幻灭将乌托邦主义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