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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椭事迹》与日本传统文学的游戏化 一 儒者与文学艺术的互动 《吉裕编年史》是日本明治中后期著名学者熊本台湾撰写的一部中文诗集。熊阪台洲 (1739-1803) , 名邦, 字子彦, 号台洲, 奥州伊达高子邑 (今属仙台市) 人, 江户中后期的著名儒者, 一生以设帏讲学为业, 所著除《含饧纪事》外, 又有《海左园寄题诗集》等游记、文集、诗集、歌集、笔记、经学著作及诗文法要数种。 (1) 现存《含饧纪事》为宽政四年 (1792) 东都书肆青藜阁藏版, 上中下三卷, 题“纪二翁事”、“纪猿蟹事”、“纪桃奴事”, 分别是由作者根据日本民间故事“播花公公”、“蟹猿合战”和“桃太郎”而创作的。今天看来, 这三篇作品可认定为汉文小说, 且堪谓将日本本土口承文学文本转换为成熟的汉语书面叙事文学文本的典范。 熊阪台洲创作《含饧纪事》与当时特定的文化语境密切相关。首先是小说创作的游戏性质。但享保 (1716-1735) 以降, 幕府中供儒者填充的职位数量已达饱和, 加上职位世袭制存在诸多弊端等因素, 作为儒者“本业”的经世之学逐渐有余技化的倾向, 而能够容纳文人自适趣味的文学艺术却日渐隆盛。至安永 (1772-1780) 、天明1781-1788) 年间, 儒学本身不但变得愈加多歧化和余技化, 而且趣味化十足, 儒者遂在其文学艺术活动中自然而然融入了诸多游戏的兴味。 (2) 宫田明《含饧纪事序》云:“本邦民间有语幼童之话, 熊阪子彦卧病数月, 无聊已甚, 强使门人说鬼, 遂及于此戏, 纪其话以成数篇, 乃追琢其章, 金玉其辞, 野语稗说, 粲乎可以备君子之观焉。” (3) 这段话一方面说明了小说的题材来源、撰写原因及经过, 一方面即揭示了其游戏性质, 这种游戏性质正是上述文化语境中儒者之文学创作及鉴赏意识的一种反映。这样看, 《含饧纪事》确可视作儒者“才能旁逸”的一个典型。 其次是小说刊刻的现实用意。《含饧纪事》在创作上游戏性质鲜明, 但在刊刻方面却看不出多少游戏的味道, 相反倒有几分严肃的现实用意。据菅野修道的序文所言, 同门中有一人曾学诗于台洲, 但后来却背恩忘义诋毁其师, 并“弃数十金刻他县人恶诗, 以要誉于乡曲”, 大有与台洲争名之意。菅野氏出于义愤, 在《含饧纪事》于天明元年 (1781) 完稿时, 乞序于宫田明, 谋划刊刻此书, 但当时台洲并未准许。十一年后菅野修道旧事重提, 终于出版了这部小说, 而且不忘初衷, 序言云:“今也, 余所以不受命而私梓之者, 盖有激于所谓甚于陈相者云尔, 盖亦同门之谊, 忠告之道也。彼若过而能改, 不亦善乎?若遂非文过, 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可以想见, 出版事宜大概也得到了熊阪台洲的默许。安永、天明时期, 多数儒者的生活样态富于隐逸性质, 专意在求书、著文和纂言;但精神样态却不符隐逸真意, 倾意于博闻杂说, 希望借新奇之言, 炫世骇俗, 以邀盛名。他们博学、浮薄、放荡, 甚至以称别人为师为耻, 菅野氏所说的那位同门可谓这类儒者的典型。台洲的老师松崎观海曾作戏文《自慢先生问答》, 讽刺当时这种儒者气质。 (4) 按常理推测, 熊阪氏、菅野氏在反对这种学风方面大概与松崎氏一脉相承。此外, 在上述风气影响下, 这类儒者于创作时过分在字句上争工夺巧, 浮靡不实以媚流俗。因此, 刊刻《含饧纪事》的另一层现实用意似乎是有意将此小说作为汉文文章的典范来展示, 有传授作文法要之意。菅野氏序曰:“而余喜其有益于操觚之士, 乞序于金峰翁。”宫田氏序云:“譬如筚路蓝缕, 变荆尸二, 广翠披豹, 写剥圭以为戚柲矣。文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门人之梓, 不亦宜乎?往昔张茂先谓陆士衡曰:‘人之为文, 常恨才少, 而子更患其多。’余于子彦亦云。”上述用意就体现得比较明显。 二 “播花公务”:使用“二元对立”和“东北部”的故事,用故事表征人的道德评估 《含饧纪事》卷首有台州之子熊阪秀的一首七律《题首》诗, 云:“家君宿昔抱痾时, 戏作文章解客颐。《齐物论》成庄叟思, 《太玄经》成子云奇。三都宁假先生序, 万里堪传幼妇辞。今日能令古人在, 弄孙那更事含饴。”所谓“万里堪传幼妇辞”、“弄孙那更事含饴”, 明确指出了作品题材的民间色彩与功能特征, 从而揭示了《含饧纪事》取材于三个民间故事这个事实。在日本, 民间故事属于集体口头创作性质的“口承文学”, 台州的创作实践就是将三个口承文学文本分别转换成了相应的汉语书面叙事文学文本。 《纪二翁事》取自“播花公公”的故事, 梗概大致是这样的:从前有一对翁妪, 质直且廉。一天, 翁上山打柴, 妪则到溪涧洗衣服, 忽见漂来黑白二筐, 妪取白筐, 中有狗儿, 遂携之归家, 夫妇爱之如孙, 不日高大可与马埒。一日, 翁欲上山打柴, 狗儿摇尾发声, 示意随翁入山, 翁许之。入山至一地, 狗儿以足刨地, 翁随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