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去民族化的表征与矫治.docxVIP

当代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去民族化的表征与矫治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领域的文献迅速发展，成为现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特类型。然而, 毋庸讳言,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总体格局中, 少数民族报告文学较其他文体更为明显地表现出“去民族化”的征候。辩证地看, 当代少数民族报告文学的“去民族化”倾向既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 但也存在因内外异质因素的干扰而出现的“不合理的去民族化”偏向。为了保证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少数民族文学的可持续发展, 积极探求可行性矫治思路显然十分必要。 一、 时代的关注程度和推进取向 社会关怀是指社会整体氛围和读者期待视野对于少数民族报告文学的关注程度和推进取向, 包括政治开明、经济发展、民族团结、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等。就当前情势而言, 对少数民族报告文学的适度关怀应着重考虑四大指数。 1. 少数民族文学的“三化”倾向与民族根性的弱化 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及其文学格局已经成为普遍共识。但是,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主流书写中, 少数民族文学和港澳台文学却每每缺席。其实, 这一“残缺”状态并非始自今日, 鲁迅撰著的具有广泛而深远学术影响的《中国小说史略》所关注的同样是汉人小说。这种客观存在并沿袭已久的汉民族以及汉民族文学一元独大的述史观念, 新时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有了显著改变。尽管如此, 不难发现另外一个严峻问题———少数民族文学在汉民族文化的强势语境作用下出现了较为普遍的“三化”倾向, 即汉语化、国家化、意识形态化。笔者把这种“三化”倾向统称为“去民族化”。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之所以快速出现“三化”倾向, 除汉民族文化语境的强势规约之外, 与少数民族作家民族根性的日益弱化密不可分。前者是“客观去民族化”, 后者属于“主观去民族化”。从民族交往与文化融合的宏观规律来看, “客观去民族化”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族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主观去民族化”则可能是作家主体对于独特民族根性的主动放逐抑或是盲目跟风所致。从萧乾、穆青、华山、柯岩、理由、霍达等民族作家所创作的报告文学作品来看, 书写汉语化、选材国家化、主题意识形态化几乎成为创作主体的无意识 (或称下意识) 选择。因此, 从保护中华民族文学生态的多样性立场出发, 尊重民族母语、民族题材、民族意识的“自性”写作, 同样显得分外重要和紧迫。这一点, 本文将在随后展开的“作家自律”部分进行强调。 2. 少数民族保持了自己的民族性特征 报告文学的率性生长, 与思想解放、言论自由、环境宽松的时代氛围密不可分。从这种意义上讲, 报告文学是名副其实的现实生活的镜子, 它不仅可以照见时代的真容和病态, 而且能够折射出特定时代的开明程度和文学自身的生存境况。报告文学在20世纪30年代、50年代、80年代的三次发展高峰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意味着报告文学既是最勇敢、最坚强的现代文体, 也是最敏感、最脆弱的时代神经。少数民族报告文学创作当然不能例外。 报告文学的文体特征应该大于其民族特性。在当今文学理论关于报告文学的文体界说中, 除新闻性与文学性的本质认同外, 还特别强调该文体的批判功能。所谓批判功能, 就其本义而言, 即批评判断的功能, 亦即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实事求是的评判作用。这表明无论是歌颂光明还是鞭挞阴暗, 报告文学都具有文体伦理上的合法性。对少数民族报告文学而言, 在上述诸特征的基础上, 还须考虑其应有的民族性内涵。从文体美学角度看, 少数民族报告文学的批判性“审美”不仅呼唤对于光明、革新、建设性生活力量的歌颂与肯定, 也需要对于民族生活中负面现象和惰性因素的揭露与否定。相比而言, 在问题层出不穷的全球化语境下, 少数民族报告文学的否定性批判书写尤其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方面, 霍达、郭传火、爱新觉罗·蔚然等少数民族报告文学作家有所创获, 但总体力量尚嫌薄弱。 3. 写作内容要体现“真实”的本质规定。据作者认为,文学作品不等于社会 一个民族对于报告文学的亲近程度, 某种程度上代表着该民族现代批判意识的强弱和文明素质的高低。作为非虚构文体, 少数民族报告文学同样要反映生活中的真人真事, 抒发作家的真情实感, 表达时代的真知灼见。当然, 报告文学的真实, 不同于生活真实, 它源自生活又高于生活, 是对社会生活中真人真事、真情实感的主体选择和艺术整合。报告文学的真实, 也有别于小说等虚构性作品中的艺术真实, 因为后发性的艺术真实经作家的艺术加工可以甚至应该异形于既有的社会生活。报告文学的真实应该是源自生活又不能大幅度超越生活的“第三种真实”。正因为报告文学的“第三种真实”对于客体真实和主体真诚的严格要求, 所以萧乾感叹:报告文学“这种以真人真事为素材的文学样式在实际上所遇到的问题、困难和障碍, 要远比一般诗歌、小说和散文多”。在谈及《万里赶羊》时, 他说:“我主要的意图是把赶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