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旷达性格的形成.docxVIP

苏轼旷达性格的形成 苏轼的生活是艰难的。他前后建了八个县，南北长数千公里。“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自题金山画像》) 这既是他对个人仕途经历的自嘲,也是对其人生况味的另类总结。王水照考察苏轼贬谪黄州、惠州、儋州时期所表现出来的人生态度后指出: “苏轼初到贬地的喜,实际上是故意提高对贬谪生活的期望值,借以挣脱苦闷情绪的包围,颇有佯作旷达的意味; 只有经过实在的贬谪之悲的浸泡和过滤,即经历人生大喜大悲的反复体验,才领悟到人生的底蕴和真相,他的旷达性格才日趋稳定和深刻,才经得住外力的任何打击。”本文拟在研读苏轼贬谪时期诗作的基础上,深入剖析苏轼在不同时期、不同贬地所表现出不同的心态。 一、 以耐乱之心,忘“此邦疑可老,修定疑” 苏轼思想通达,兼受儒、道、释,而以儒家体系为基础,故必有求仕宦而用事之追求。二十二岁高中进士之后,更是“奋厉有当世志”( 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宋元丰二年( 1079 年) ,苏轼遭遇新党诬陷,下御史台狱勘问,史称“乌台诗案”。获释后,苏轼被贬官,“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自宋元丰三年( 1080 年) 二月至黄州,到宋元丰七年( 1084 年) 六月移汝州,历时四年两个月。在此期间,苏轼写下二百二十余首诗作。从中不难寻绎苏轼潜藏于深层的内在心态。 宋元丰三年( 1080 年) 正月,苏轼离京赴任,途经春风岭,写下《梅花二首》: 春来幽谷水潺潺,的白乐梅花草棘间。 幽谷涧水旁、败草荆棘间开放着“的白乐”的梅花,给苏轼留下了深刻印象———“开自无聊落更愁”。在这里,地处幽僻、备受摧残的梅花岂非苏轼个人的恰切写照? 诗人前途未卜,内心忐忑,但为避政敌深文罗织而不能直抒胸臆,故将一腔悲苦与无奈诉诸于春风岭的梅花。翌年同一日,苏轼忆及春风岭梅花: “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 《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予于女王城东禅庄院》) 十四年后,苏轼再次思及春风岭梅花: “春风岭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断魂。”( 《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 由此屡屡提及的“断魂”梅花来看,苏轼虽然性格中具有旷达乐天的因子,但初次遭贬,心里难免悲苦失落,故其所关注者多为清冷孤傲之意象。而作于贬途中湖北浠水巴河镇的《晓至巴河口迎子由》一诗,则将满怀愁怨表达得更为明晰: “去年御史府,举动触四壁。幽幽百尺井,仰天无一席。隔墙闻歌呼,自恨计之失。留诗不忍写,苦泪渍纸笔。”诗人回忆“乌台诗案”中被困御史台狱的情景,深恨自己处事不当。京城朝堂成了诗人的伤心地,诗人不愿再回到那是非之地,因此在诗作最后写道: “此邦疑可老,修竹带泉石。”虽言可以于此地终老此生,但一个“疑”字,却不免流露出诗人内心的猜度与不安。 黄州地处偏僻,苏轼官微禄薄,生活极其困窘,其所居之“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其所食乃“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 《寒食雨二首》之二) 。即使后来经友人求告,得东坡以自耕,但情况依然艰难,故而诗人慨叹“刮毛龟背上,何时得成毡”( 《东坡八首》之八) 。其生活状况之恶劣,由此可见一斑。除却生活艰难之外,精神上的压抑给诗人带来了更为深重的痛苦。鉴于“乌台诗案”牵连颇广,此时的苏轼分外谨慎人事。在给友人李之仪的信中,苏轼这一心态表露无遗: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答李端叔一首》) 在此情形下,苏轼认为“不如牢闭口,莫把笔”( 《与人》) 。即使偶有与亲友的通信和诗文唱和,苏轼也一再提及“言语之间,人情难测”( 《与腾达道书》) 。苏轼贬谪黄州之后,亲朋故旧多所断绝,反与僧道如参寥子、圆通、佛印等交游渐密。在与他们诗文往来时,苏轼也时时不忘罪己颂圣: “仆罪大责轻,谪居以来,杜门念咎而已。平生亲识,亦断往还,理固宜尔。”( 《与参寥子二十一首》之二) 从这些记载中不难看出,苏轼在黄州不仅生活困窘,心理负担亦极为沉重。 唯其不安,故求自安。因此,这一时期的诗作在故作旷达和心怀惴惴之间颇有值得琢磨之处: ———《初到黄州》 诗之开篇自嘲一生劳碌,老景潦倒。诗人似乎很快接受了现实,既然已无“治平”的可能,那就只好效仿老庄的“随缘自适”,享受“鱼美”、“笋香”的当下生活。但至尾联却以“只惭”、“尚费”二转语,写出了诗人的气馁羞惭: 自己于公事无补,却空拿俸禄,惭愧中流露出对朝廷的感恩。如此行文,着实令人玩味,细思其间,实则蕴含着忠心为国却突遭冤狱的不平。然为求得自安,只能心怀抱怨却不忘罪己颂圣,个中况味,实在难以名之为“旷达”。这种情绪在《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一诗亦有充分体现: 诗人月夜独出,“江云有态”、“竹露无声”、“弱柳万丝”、“残梅一枝”,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