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南北儒学的差异.docx

南北朝时期南北儒学的差异 南北朝时期，在传统文化史上，儒家思想基本上被认为是一个衰落时期。隋唐以后，在当时快速发展的佛教光明框架下，儒家思想经历了自我总结和变化。其中之一是唐初《五经正义》的出现。在南北朝时期如双水分流的南北儒学, 无论是笃守汉代经学传统的北学, 还是“礼玄双修”的南学, 彼此之间经历了怎样地互相交流和影响而进入“经学统一时代”,1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陈寅恪和唐长孺两位先生都曾提出过隋唐统一王朝在制度上、经济上、文化上存在着浓厚的“南朝化”倾向, 指出南朝文化对于统一王朝的影响。唐长孺先生更是提出, 隋唐间学术风尚的变化展现出明显的南朝化倾向, 经注大量的舍北从南, 经学的统一成为以南学为主体的统一。2 本文以儒学的传承为切入点, 探讨一下儒学在南北朝的渊源流变以及在隋唐统一王朝最初时期的发展, 试图对“经学统一时代”的涵义作一点诠释, 同时也可以看出南学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发生作用, 以及作用到怎样的程度。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 由于南北地域的不同而引起文化上的差异, 自先秦以来就一直存在, 当然, 不同时期的“南北”意义不尽相同。明清以前, 也包括整个南北朝隋唐时期, 普通意义上的南北对举, 是以秦岭、淮河为界的, 这也是南朝主要的疆域范围。3 一 南北两学的关系 关于南北朝时期儒学的传承, 经常被引用的是《北史·儒林传序》上的那段文字: “大抵南北所为章句, 好尚互有不同。江左, 《周易》则王辅嗣, 《尚书》则孔安国, 《左传》则杜元凯。河洛, 《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 《礼》则同遵于郑氏。南人约简, 得其英华;北学深芜, 穷其枝叶。” 这一时期的儒学发展, 有一个基本的前提, 既无论是相对保守的北学, 还是“礼玄双修”的南学, 都是传统儒学在特定历史阶段的表现形式, 这也就是《隋书·儒林传》所说的, “考其终始, 要其会归, 其立身成名, 殊方同致矣。”4 首先, 在南北分裂的几百年间, 南北学术一直都在交流互动, 互相影响。以杜预的《左传》注为例, 原本是流传在河洛一带的魏晋新学, 永嘉南迁之后传入南方。除了在河南和青齐之地依然流传杜注外, “河北诸儒能通《春秋》者, 并服子慎所注。”5似乎北服南杜, 泾渭分明。但是北魏名儒张吾贵, 原来不通《春秋》, 后“三旬之中, 吾贵兼读杜、服, 隐括两家, 异同悉举。诸生后集, 便为讲之, 义例无穷, 皆多新异。”魏齐时姚文安、秦道静, “初亦学服氏, 后兼更讲杜元凯所注。”姚文安有难服虔《左传解》七十七条, 名为《驳妄》, 同时李崇祖又申明服义, 作《释谬》。北周乐逊, 教授服氏春秋, 所著的《春秋序义》, “通贾、服说, 发杜氏违, 辞理并可观。”6南朝的情形也大致相当。清河崔灵恩天监中归梁, 为国子博士, 聚徒讲授。“灵恩先习《左传》服解, 不为江东所行, 及改说杜义, 每文句常申服以难杜, 遂著《左氏条义》以明之。”同时国子助教会稽虞僧诞精于杜学, 也以《左氏》教授, “因作《申杜难服》以答灵恩, 世并行焉。”7而《陈书·儒林·王元规传》中则称, “自梁代诸儒相传为《左氏》学者, 皆以贾逵、服虔之义难驳杜预, 凡一百八十条。元规引证通析, 无复疑滞。” 从上述引证可以看出, 一方面, 北服南杜, 是举其大略而言, 无论南北, 都不存在什么判然的界限, 而是声息相通的。南学以杜注为主流, 但这并不妨碍北来的崔灵恩可以在国子学里每每申服以难杜, 也不妨碍他的著作流传于世。甚至儒林传中明白指出自梁至陈, 研究《左传》的学者, “皆以贾逵、服虔之义难驳杜预”, 即使措词有所夸大, 也可以说明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和南方相比, 这种学术文化的互相交流, 北方似乎有所不及, 不过即使是处于北学中心地带的河北, 也并不是服氏《春秋》的一统天下, 杜注一直有所流传, 有关服杜优劣的论难也始终存在。可以说, 几百年间, 南学北传, 北学南下, 都并没有因为地域的分裂而中止, 南北的儒学, 始终在交流互动中发展。但是相形之下, 受到过魏晋玄学浸染的南方儒学, 似乎更加易于容纳北来的学术, 这在学术论难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另一方面, 儒学中论难风气很重, 无论南北, 申此难彼, 申彼难此, 蔚为风气。论难能够成立, 一面要申明自己所信奉的学说是如何的言之成理, 另一面则要指出自己所驳斥的学说所存在的种种疑问和破绽。而对方要有所应答, 势必先要对这些疑问和破绽有一个完满的答复, 再进一步提出自己的问题。这一过程可以回环往复, 不断深入。道理是愈辩愈明的, 立足于学术基础上的互释疑难、彼此辩论, 对于南北不同的学术派别发现和解决问题, 吸收新事物以改进自身都有着重大的意义。如上文提到的崔灵恩申服难杜, 虞僧诞申杜难服, 二人又可以同时授教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