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与元初儒学.docx

元好问与元初儒学 一、 周延甲在宋本时期的文学运动 金朝崇拜一直是一个理论。所谓“用辽宋制度，招两国之名，教海藻”。 (1) 到世宗、章宗时期, 则更是“儒风丕变、庠序日盛”。 (2) 但与此同时, 全真教的势力也空前高涨起来———这种外道内儒的新道教甚至有凌驾儒学、压倒佛教之势。曾被孙复、石介、柳开、欧阳修等普遍推崇的隋末大儒王通, 这一时期被演变为全真教法统的象征, 如街坊间有小曲唱云: 休言道尧舜和纣桀, 则不如郝、王、孙、谭、马、丘、刘。他每是文中子门徒, 亢仓子志友。(3) 一直是儒家的资源, 现在却被全真教摄取了, 儒士们自是耿耿于怀。到了危机四伏的金末时代, 期待治道的儒士如赵秉文、杨云翼、王若虚、李纯甫、雷渊等人在“贞祐南渡”后掀起了一场旨在重估儒学价值的思想运动。出于对自身合法性及合理性的焦虑, 在这一运动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建立价值谱系的诉求。金代儒士虽没有南宋道学家那样清晰的道统意识,(4)但出于对自身真理性的维护,(5)他们也进行着历史追想, 而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从全真教手里夺回王通。(1) 因其关乎治道, 王通之学在唐末、北宋年间一直被刻意凸显着, 甚至被皮日休、柳开等人提升为由孔子到王通再到韩愈的“河汾道统”。(2)由于“义法史学”的一脉相承性, 王通之学与唐宋两次古文运动都有紧密的连带关系。(3)包弼德 (Peter K.Bol) 认为, 无论在唐代还是在宋代, 古文运动的“文”都是一个政治和学术模式, 而不应仅仅被理解为纯粹的文体概念。古文作家们“要求建立真实反映古人之道的文, 并据此改变社会”,(4)因此这一运动包含着相当丰富的治道追求, 文辞制度则是其表现形式。除巨擘韩愈、欧阳修外, 身处古文运动中的其他人物如柳宗元、李翱及王安石、曾巩、三苏无不追求治道出于一的完美秩序。唐宋古文运动的这一特点得到了末世语境中追求治道的金代儒士们的共鸣, 当有道学之徒批评欧阳修、苏轼“失之浅”和“失之杂”时, 赵秉文则反驳说“欧苏长于经济之变, 如其常自当归周程。”(5)同时, 指责道学家们“不知笃厚力行之实”。 当然, 唐宋古文运动是治道与文辞的统一, 不可割裂, 因为流畅通达的文辞恰是治道最好的载体。赵秉文、杨云翼、王若虚等人对治道的关注延伸至对文辞的雅好是顺理成章的, 就在“贞祐南渡”后, 伴随着儒学价值重估的思潮, 一场新的文学运动涌起了波澜, 如张金吾云:“大定、明昌, 投戈息马, 治化休明。南渡以后, 杨、赵诸公迭主文盟, 文风蒸蒸日上。”(6)又庄仲方云: 大定、明昌之间, 赵秉文、杨云翼主文盟时, 则有若梁襄、陈规、许古之劲直, 党怀英、王庭筠之文采, 王若虚、王渥之博洽, 雷渊、李纯甫之豪爽, 为金文之极盛。(7) 在这场文学运动中, 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散文派别:“王若虚沿赵秉文一派, 宗欧苏, 尚平易。而雷渊则承李屏山之绪, 法韩愈, 崇奇峭简古。”(8)不过, 崇尚欧苏的赵秉文系主流。赵秉文对欧阳修之文最为嘉许, 他曾称赞“欧阳公之文如春风和气, 鼔舞动荡, 了无痕迹”,(9)又云: 亡宋百余年间, 唯欧阳公之文, 不为尖新艰险之语, 从容闲雅之态, 丰而不余一言, 约而不失一辞, 使人读之者, 亹亹不厌, 盖非务奇尚高, 而其势不得不然之为尚也。(10) 当然, 赵秉文也对“文似《战国策》”、“诗似李太白”的苏轼欣赏有加, 称赞其“胸中空洞无物”、“廓焉四达, 独有忠义数百年之气象”, 所以才能“引笔若纸, 与心俱化”。 (11) 赵秉文为文兼取欧苏之长, 观其《滏水集》, 大抵文理自然, 止于辞达。纡徐平易, 既有六一风神之致;姿态横生, 又融东坡玲珑之美。除赵秉文外, 其他如杨云翼、王若虚也踵武欧苏, 杨云翼有“和气春风在眼中”(12)之誉, 王若虚则有“千古以来, 惟推东坡为第一”(13)之语。以此观之, 杨、王二人与赵秉文系同一路径。三人通力协作, 成为金末文坛主流。当然, 在赵秉文主盟文坛时, 也存在李纯甫、雷渊等受韩愈影响、主张奇峭简古的文风, 这大抵是作家个性所使然。不过, 正像赵秉文赞扬韩愈那样,(1)他们对欧苏也并不排斥, 相反还相当激赏。(2) 在金末文坛, 一条从王通到韩愈到北宋诸公的历史谱系已被勾勒出来, 该谱系以治道为内核, 以文辞为包装, 显然不同于南宋道学的伊洛道统。(3)赵秉文等人虽没有明确使用道统的概念, 但对这条谱系的自我认知则表明他们在全真教和南宋道学的压力下已开始捍卫自己的立场了。他们不但批判全真教, 而且也把矛头指向南宋道学, 如赵秉文就批判道学“以中为正位, 仁为种姓, 流为佛老而不自知, 其蔽反有甚于传注之学。”(4)总之, 他们涵盖治道、文辞的传统才是合法合理的。 二、 元好问所代表的是宋、汉之学 赵秉文、杨云翼主盟文坛时, 曾奖掖后进元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