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中“我”的作用.docx

《祝福》里“我”的作用 鲁迅的小说《祝福》运用了最常用的“归乡”模式，其特点是“我”在讲述他人的故事的同时，也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两者互相渗透，共同发展，融为一体。叙述者“我”是一个摆脱了传统社会精神和道德观念禁锢的知识分子，通过“我”“归乡”和“离乡”的行程，展示“我”不容于故乡的传统社会，并折射出现实故乡的闭塞、衰败和萧索。 在《祝福》里，“我”在“祝福”的前夜回到鲁镇，却“早已决计要走”的，因为对 “我”一个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来说，现实的鲁镇社会如此陌生，自己早已被排斥在外， 在新年的“祝福”中乞求来年的好运气是他们的事，与“我”毫不相干。身在故乡却有一 种陌生感，“我”注定是一个“失去精神家园的漂泊者”。况且，鲁四老爷“俨然的脸色” 和“不很留”，使“我”感到自己的不合时宜，所以这次归来并不打算久留。正当“我” “决计要走”时，祥林嫂出现了。接下来，作品一面展开祥林嫂“有无灵魂”的发问在 “我”精神世界里激起的波澜；另一面，通过“我”的回忆、耳闻目睹和所感所想把祥林 嫂的故事串联起来。 在这里，以“我”为叙述者首先是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视角。鲁迅小说对传统小说的革 命首先就是对全知全能的叙述方式的突破，他的小说多采用限制叙述，将作者与叙述人明 显剥离开来。在第一人称叙述中，叙述者通常情况下即指作品中的“我”，这个“我”是 故事中人，而不是置身故事之外的作者。在《祝福》中，作者选择“我”作为叙述人，而 不用其他人，如鲁四老爷、四婶等，这是为什么？因为作者对故事里的其他人物，即使是 生活在祥林嫂周围、对她异常熟悉的人都持以不信任态度，即不能把叙述的任务交给他们。“不信任，不一定是不尊重，而是认为他们没有可能或没有能力把身边发生的事情依照作 者需要的方式叙述出来。”在鲁镇，没有人真正关心祥林嫂的不幸；而祥林嫂，一个礼教 道德的牺牲品，长期的封建压迫和禁锢，折磨得她像一个木偶，根本没有能力诉说自己的 不幸和痛苦。这些冷酷、麻木、愚钝的灵魂，感受不到人情的冷漠、世态的炎凉和社会的 黑暗，也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他们注定担当不起故事叙述人的角色。所以，作者只能把 叙述的任务交给“我”熟悉故乡、远离传统社会和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只有“我”能 够站在更高的视点上，以理性精神来认识和思索祥林嫂悲剧的实质及其社会意义。不仅如 此，“我”站在这个远距离的视点上，还以悲悯的眼光注视着作品里的所有人物和发生的 所有事件，把鲁镇社会这个祥林嫂悲剧的罪魁祸首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祥林嫂的不幸在 鲁镇引不起真正的理解与同情，这种表面上的麻木、混沌，显示了鲁镇人们人性的残忍。 “我”在这里的作用就是：不但成为鲁镇社会与小说人物活动的摄像机，而且能准确审视祥林嫂悲剧命运。同时，作者无时无刻不在解剖知识分子的灵魂。 鲁迅关注知识分子问题，是因为他把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整个社会改革联系起来，把他们看作思想启蒙的主体，希望他们肩负起改革社会的重任。而“五四”时期这些觉醒的知 识分子本身还有很多弱点，他们必须正视自我，克服自身的弱点和不足，才能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如《祝福》《故乡》《一件小事》等，这就为作者不断解剖知识分子的灵魂提供了机会。所以这些作品中的“我”便承受着精神的折磨，不断地进行着自我灵魂的解 剖。 在《祝福》中，面对祥林嫂“有没有灵魂”的发问和惨死，“我”发现了自己与鲁镇 社会传统精神的内在联系。祥林嫂无意中扮演了一个灵魂审问者的角色，令“我”招供出了灵魂深处的软弱与浅薄。在祥林嫂的一再追问下，“我”没有勇气正面回答，而只以 “说不清”三个字来搪塞，此后匆匆逃走，在不安与不祥中度过了一夜。在“我”预料中又不愿发生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祥林嫂的惨死令“我”诧异和惊慌，但这种精神的危机“只是暂时的事”，很快“心地已经渐渐轻松”，不过“偶然之间”有些负疚，并且为了卸去这偶尔的负疚感，“我”已决计离开鲁镇。 一个有新思想的知识者尚且表现得如此冷漠和无动于衷，下层民众的态度可想而知， 这更反衬出祥林嫂的不幸和社会的无情。这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真诚的自我解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