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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主流社会的文学与政治 时代政策包括时代和政治事件、政治制度、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政治的本质是权力。我们说，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主要是政治权力的关系。例如，文学是一场挑战的权力，还是作为权力的共同反对者和自由。文学是压迫还是支持的，政治权力在文学发展中的作用是什么？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 长达二百六十余年清代的社会情况与以往的朝代有了很大的不同, 它是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朝代, 其社会情况有几个与其它朝代不同点。最显著的有三:一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朝代, 终其一朝, 民族压迫, 非常严酷, 这个时代的文学是在民族压迫下挣扎的文学。二是人口激增、宗法制度和自然经济逐渐解体, 大量游民活跃于社会底层与主流社会对抗, 这种对抗几乎与清朝相始终, 这个非主流社会也有自己的文学, 而且政治性更强, 其作用是凝聚自己, 打击敌人。三是清末内忧外患, 日渐紧迫, 而统治者腐败依旧, 不肯改革进步, 维新派、革命派被迫流亡海外。这些爱国人士、特别是其中的维新派尤其重视利用文艺作品向民众启蒙, 他们写作的一些文学作品简直就是维新政治的传声筒, 显示出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独特性。但这是近代文学研究的话题了。 一、 文士的社会生活 自古以来, 中国文学创作与政治就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社会的主导意识——儒家思想也很重视文学的“兴观群怨”和教化民众的作用。到了清代这种意识似乎更为自觉了, 统治者常常用政治手段干预文学创作, 文士也用文学作品表达自己忠君爱国之情和对政治问题的关切。但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民族压迫问题——是不许文人士大夫关注的。文人士大夫只能在传统的民生疾苦问题上表达自己家国关怀。因此清代主流社会的文学与政治关系问题, 与传统社会政治与文学没有多大差别, 就是统治者让文士写什么和不让写什么的问题, 及文士如何适应或不适应这种要求的问题。只是到了清代这个问题更尖锐、更严重了。 1. 提出了一些挑战权力的文学表现 清代是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 作为统治者的满族, 人数远较汉族少, 在其初入关时, 还不到一百万人, 却统治了有数千万人口的汉族。在其征服汉人的过程中, 极其残暴。大约经过了二十年的屠戮与焚掠, 平定了大江南北的汉族人民的反抗, 消灭了几个仓猝建立的南明政权, 并且运用极为残暴的手段, 当时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就是满洲统治者的业绩。 慨无衣赋, 艰虞不世才。平生一匕首, 为子入秦来” (《同杜子入秦初发滁阳作》) 。这些作品是多么富有鼓舞性和感染性, 仿佛是战斗中的号角。 表现剃发与反剃发斗争就有吴祖修的《剃发二首》、钱秉镫的《留发生》等。丁耀亢的《剃发》一诗中写道:“客尘清瓠蔓, 霜气到蓬根。故劳镜凭吊, 新缨笑独尊。”这里是以自嘲的形式表达对清统治者文化压迫的痛恨。 这种挑战权力的现象在小说创作和戏曲创作中也存在。在明清鼎革之际就出现了一些描写这次巨变时事小说, 如《海角遗篇》、《新世洪勋》、《甲申痛史》、《台湾外史》;英雄传奇小说《后水浒传》、《水浒后传》、《说岳全传》等。这些小说或写历史, 或写当世, 但都充斥感事伤时之痛, 作者对这场惨痛的变革大多也都是心怀不满的。这个时期的名剧《千忠戮》也是如此。这些面向广大群众的文艺形式与个人性很强的抒情诗又不一样, 它有广泛的影响。天地会活动中都有文学上的表现。但是也应该看到严酷的专制统治给清代士人思想的摧残。 3. 强化了清统治者的文化认同 清代统治者对待汉族文人士大夫使用打压与拉拢两手政策。入关之初还是以“拉”为主, 有功名的, 只要臣服就有官做, 康熙十八年国内形势基本安定以后, 开博学鸿儒, 从全国各地徵得学者文士一百四十三人, 取一等二十人, 二等三十二人, 名儒才士网罗殆尽。连坚持遗民立场, 称病不肯参与考试的傅山也被抬到北京。这种拉拢政策对于清初尖锐的满汉对立有所化解。另外, 清统治者从一入关起就表示, 他们尊崇孔孟文化, 康熙推崇自明初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他为《四书解义》作的《序》中说:“万世道统之传, 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这对于重视文化认同的文人士大夫更具有诱惑力。但这只是清统治者对付软的汉人一手, 在他们二百多年的统治中从来没有忘记硬的一手, 如加强对汉族士人的管制、迫害, 大兴文字狱, 这又增加满汉的隔阂。 (1) 问题的提出—文字狱 自秦代以来历代都有因文学创作而引发文字狱的, 但哪一代都不像清代统治者这样有意识利用文字狱去扼制人们的思想、去摧残文学创造。清代的文字狱“持续时间之长, 文网之密, 案件之多, 打击面之广, 罗织罪名之阴毒, 手段之狠, 都是超越前代的。”1 特别是雍正、乾隆两朝, 皇帝亲自部署和督促把文字狱弄得极为红火, 雍正朝有25起文字狱, 乾隆朝135起, 康熙一朝仅有11起。文字狱不一定是打击在文字上表现出异类倾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