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卜楞寺的历史地位.docx

拉卜楞寺的历史地位 一 关于拉卜城寺的相关文献研究综述 甘肃省夏河县境内的拉卜岭寺建于西藏的第12个聚积层（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西藏的拉卜岭寺被称为“卡隆、德、西、曲维林”。“西、c”的发音是“dgaldenbshaddargyabkrashuv”，“西、c”的意思是“西、c”的意思。在汉语中，它被称为拉卜岭寺。拉卜岭是藏语翻译的“薄熙来州”，意思是“大活佛官邸”，指的是嘉木寺的公共服务。拉卜楞寺极盛时期僧人愈四千, 属寺号称有一百零八座, 有时据说达两百多座。作为一座拥有“卫藏第二”美誉的格鲁派寺院, 拉卜楞寺对整个藏区乃至蒙古地区的政治、经济、宗教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安多政教史》就认为:“……黄河南岸所有地区都是不寻常的佛土……这些地区所有寺院依止的根本道场就是拉卜楞寺。”1982年, 经国务院批准, 拉卜楞寺被列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拉卜楞寺建立到如今关于拉卜楞寺的研究, 我们现在能见到的仅藏、汉文献数以千计。但其中引用这些文献研究拉卜楞寺与其根本施主河南亲王之间关系的专文并不多见。拉卜楞寺高僧阿莽班智达所著的《拉卜楞寺志》, 本著作成书于1800年, 原名为《拉章扎西奇寺法嗣志·梵天大鼓》 (bLa Brang bKra Shis ‘Khyil Gyi gDan Rabs Lha’i rNga Chen) , 此书是目前唯一专门全面而系统记述拉卜楞寺历史的古籍精品, 其中许多章节涉及河南亲王与拉卜楞寺的关系。此外还有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的皇皇巨著《安多政教史》 (mDo sMad Chos ‘Byung) 。此书成书于1865年, 作者虽然放眼整个安多藏区, 但拉卜楞寺的历史沿革无疑是作者最看重的, 有关拉卜楞寺的内容占去全书近四分之一的篇幅, 译成汉文约有25万字, 其中许多章节也涉及河南亲王与拉卜楞寺的关系。虽然20世纪以前没有拉卜楞寺的汉文专著, 但却留下了不少原始档案文献, 其中以青海省档案馆所存的最有价值, 但可惜的是, 该馆现在不完全开放。20世纪初中叶, 许多西方与中国内地的旅行家、探险家、考察家和新闻记者都曾来过拉卜楞地区, 但他们对河南亲王与拉卜楞寺之间的关系的描述往往很粗略, 没有细致的研究。1949年尤其是1980年以后, 关于河南亲王与拉卜楞寺之间关系的研究多了起来, 但总体上来说, 主要着力描述的是拉卜楞寺创建之初与河南亲王之间的关系, 而对拉卜楞寺在创建以后的200余年间与河南亲王的关系着力不多。我们在此拟全面地梳理河南亲王与拉卜楞寺之间的政教与姻亲等关系, 以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 二 嘉木样的入藏之地 1643年固始汗在藏区建立政权, 把居于青海的和硕特部众分为左右两翼, 以子十人统领, 其五子伊勒都齐统辖右翼, 该部最早游牧于青海湖以北地区。伊勒都齐有二子, 长子汗都, 次子达尔吉·博硕克图济农。汗都早卒, 属部遂由其弟达尔吉统辖。达尔吉最早随父驻牧青海湖边, 后率部南迁, 渡黄河而下, 经拔永、则永, 到达今青海省河南蒙古自治县境内, 后逐渐统辖了卓尼南方的全部牧区, 包括同仁上下、阿坝然多、索吉等地。十七世纪中叶, 西藏与不丹发生冲突, 达尔吉因西藏地方请求, 调征蒙藏军队援藏, 因建有战功, 五世达赖封其为“噶尔丹俄尔德尼博硕克图济农”。后来由于强行征调, 各地不同教派的争斗, 战争负担加重以及战利品分配不均等原因, 许多地区和部众纷纷叛离, 达尔吉统领的前首旗, 内外交困, 处境艰难。 (清康熙三十七年, 1698年) 达尔吉·博硕克图济农病故, 其位由三子察汗丹津 (藏文史料称岱青和硕齐) 继承。察汗丹津出于宗教信仰和扩大自己在和硕特部诸台吉中的影响, 迫切希望得到格鲁派寺院集团的支持, 但当时他的驻牧地区并无大寺, 塔尔寺、郭隆寺等又与他关系不深, 于是他决定自己出资建寺, 独树一帜。 此时, 嘉木样·阿旺宗哲大师早已在藏区闻名遐迩。大师在藏历第十一绕迥土鼠年正月初八日 (清顺治五年, 1648年) 出生于桑格道盖尔莱查 (今甘肃夏和县甘加哇代) , 传说其“生时和雨霏降, 雷声慢震, 瑞相种种”, 七岁时从其伯父索南龙珠学经, 十五岁受沙弥戒, 二十一岁入哲蚌寺郭莽经院学习, 五十三岁任哲蚌寺法台。此时卫藏之地并不平静, 1703年达赖汗之子拉藏汗继其父统治西藏, 从拉藏汗即位之日起, 第巴桑结嘉措和他的关系就日益恶化。嘉木样大师经常居间调节, 使得双方多次险些火拼的局势得到缓解, 但终究不能消除拉藏汗和第巴桑结嘉措之间的矛盾。终于在康熙四十四年 (1705年) , 第巴桑结嘉措准备毒死拉藏汗的图谋失败后, 被拉藏汗捕杀。随后, 拉藏汗废黜第巴桑结嘉措所立的达赖六世仓央嘉措, 另立益希嘉措为六世达赖, 并劝说清廷把仓央嘉措送往北京。此举得到了康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