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公羊传》微言大义诠释方法解读.docxVIP

《春秋公羊传》微言大义诠释方法解读 董仲舒的思想学说可以分为两部分：春秋公羊学和天人感应理论。春秋公羊学是董仲舒以《春秋公羊传》为源本对《春秋》进行阐释而形成的学说。“天人感应”学说是董仲舒思想中的核心部分, 是以“天”为本体, 以“天人同构”、“物类相感”、融合阴阳五行学说为主要特征, 建构起宇宙目的论哲学思想体系。在董仲舒思想中, 春秋公羊学与“天人感应”学说并非截然分开, 而是以“微言大义”诠释方法对“春秋公羊学”的解读直接促成“天人感应”学说的提出。 “微言大义”诠释方法本源于孔子作《春秋》伊始。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 孔子以史为经作《春秋》:子曰:“弗乎弗乎, 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 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 上至隐公, 下讫哀公十四年, 十二公。据鲁, 亲周, 故殷, 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 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 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於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 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 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p1943)孔子这里的约其文辞而指博, 正是后世称谓的“微言大义”春秋笔法, 在《春秋》经文中, 哪怕是一字用法的不同, 背后都隐藏着深刻的寓意, 反映的是孔子以儒家社会政治理想相衡量下对春秋时期重大历史事件或褒或贬、不一而同的评价。在《春秋》三传中, 尤以《公羊传》最为精于《春秋》微言大义之用。董仲舒为汉初公羊学大师, 治《公羊传》自然承继了这一学术传统。但不同的是在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中, “微言大义”不仅仅是诠释《春秋》经文之义的方法, 更重要的是按照他个人学术理论的设想与建构过程, “微言大义”突破了《春秋》经文原义而与“天人问题”相勾连, 直接促成“天人感应”学说的提出。 一、 灾异膜:“天”在灾异之间的作用 以《春秋公羊传》为源本寻找天人之际直接沟通的可能与方法, 这是董仲舒实现从“春秋公羊学”过渡到“天人感应”学说最为便捷的思想进路与思想来源。在《春秋公羊传》中虽然有着约140余处“天”字, 但多为天子、天王、天下连用, 很难发现天人之间直接相连。但在僖公十五年与宣公十五年两处经传记载中, 天人之间以某种特殊的方式被联系在一起: “季姬归于曾阝。己卯, 晦, 震夷伯之庙。 (传) 晦者何?冥也。震之者何?雷电击夷伯之庙者也。夷伯者, 曷为者也?季氏之孚也。季氏之孚则微者, 其称夷伯何?大之也。曷为大之?天戒之, 故大之也。何以书?记异也。”(p2254) “冬, 虫彖生。 (传) 未有言虫彖生者, 此其言虫彖生何?虫彖生不书, 此何以书?幸之也。幸之者何?犹曰受之云尔。受之云尔者何?上变古易常, 应是而有天灾, 其诸则宜于此焉变矣。”(p2287) 显然这里的“灾”与“异”成为沟通人世与天道的中介。灾异本属自然领域而与人类社会政治生活无任何关联, 但在中国古代思想中, 灾异说作为传统思想之一却一直与社会政治生活联系在一起, 反映了社会政治生活的得失、成败。《公羊传》这两处记载承续了这一传统, 把本属于自然现象的灾异归结为“天”的作用, 为政者施政失误导致天以“异”、“灾”降至人世, 这样灾异成为沟通人世与天之间的中介。从文义中可以看出, “天”在《春秋公羊传》中仍只是苍冥之天、神明之天, 与后来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中赋予“天”的诸多义相比, 丝毫不具有哲理与道德之义, “《公羊传》除了把周王称为‘天王’以外, 没有出现一个宗教性或哲学性的天字”(p202)。 尽管如此, 这样的表述却为后世公羊学者探究天人之间如何联系提供了一条可资参考的理论进路。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抓住了这一理论要点, 通过运用“灾异谴告说”, 把天与人间紧密联系在一起。 首先董仲舒对灾异进行了解释:“天地之物有不常变者, 谓之异, 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 天之谴也;异者, 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 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威。’殆此谓也。”(p259)这就是说灾与异均为天地间不常有之现象, 灾为先异随后。同《公羊传》一样, 董仲舒也认为灾异乃为“天”之所予, 但不同于《公羊传》的是, 灾异在董仲舒春秋公羊学中政治意义得以凸显的同时, 作为主宰者的“天”也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凡灾异之本, 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 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 乃见怪异以惊骇之, 惊骇之尚不知畏恐, 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谨案:灾异以见天意, 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 所欲、所不欲者, 人内以自省, 宜有惩于心, 外以观其事, 宜有验于国, 故见天意者之于灾异也, 畏之而不恶也, 以为天欲振吾过, 救吾失, 故以此报我也。春秋之法, 上变古易常, 应是而有天灾者, 谓幸国。”(p259～260) 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