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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魏晋六朝论体文 经过汉代400多年的发芽和生长，《论》在汉朝时期蓬勃发展。《梁晋》也是一首与诗歌和赋相结合的第三大流派。魏晋论体文的研究得到了魏晋南北朝文论家的密切关注,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李充《翰林论》、萧统《文选序》等,尤以刘勰《文心雕龙·论说》最为精深典要。隋唐以降,魏晋论体文的研究跌入低谷,直至19世纪末,论者寥若晨星,选家亦不重视。20世纪初,章太炎大力推崇魏晋论体文,将其抬高到“论式”的地位;刘师培、刘永济纷纷响应,拓宽了魏晋论体文的研究视域,魏晋论体文的研究随之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一、 魏晋论体文:章太炎之学 在章太炎之前,学者讨论魏晋论体文,多依傍两汉,以汉代说理文为衡量标准。如李兆洛《骈体文钞》选论类文章14篇,其中,魏晋论体文占7篇,选入篇目比例虽大,其立场仍是推崇秦汉,这在评语中暴露无遗。如评曹冏《六代论》为“一气奔放,尚是西汉之遗”(P315),认为嵇康《养生论》“自《论衡》出”(P321),称干宝《晋纪总论》“雄骏类贾生,缜密似子政”(P328)。在他眼里,两汉作家贾谊、刘向、王充的论体文俨然是正宗典范,难以逾越;魏晋论体文虽然挺拔如松,却只能郁郁于涧底。 发掘魏晋论体文的独特魅力,确实是章太炎的独家发现。早在1910年《国故论衡》刊行前,章太炎就在《与邓实书》中评价唐代古文“议事确质,不能如两京;辩智宣朗,不能如魏晋”(P83)。“议事确质”用于形容汉代文章,主要是针对奏启、议对等文体而言,并非指雄踞汉代文坛以描写见长的辞赋;“辩智宣朗”对于魏晋文来说,一如陆机所言的“精微”、“朗畅”,所描绘的自然是魏晋论体文的特点。由此可见,章氏推重魏晋论体文的观点是早已形成的。章太炎流亡日本期间“提奖光复,未尝废学”,其间重要的学术活动包括《国故论衡》的刊行。《国故论衡》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论小学,中卷论文学,下卷论诸子学,中卷第四篇《论式》,集中表达了他对魏晋论体文的推崇与知赏。其中最能代表章氏观点的话是:“魏晋之文,大体皆埤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P84)在这里,他把魏晋论体文的渊源推至晚周,将论体文的地位置于魏晋其他文章之上。章氏又说:“夫雅而不核,近于诵数,汉人之短也;廉而不节,近于强钳,肆而不制,近于流荡,清而不根,近于草野,唐、宋之过也;有其利而无其病者,莫若魏、晋。”通过文章风格和体气等多角度分析,从而又将其置于汉代论体文和唐宋论体文之上。 如果说魏晋论体文正符合章太炎审美理想的话,那么让他击节欣赏的文体特征又表现在哪里呢?简言之,魏晋论体文记载的是章氏为之激赏的精辨之学;详言之,则有如下四端: “玄皆有家言”,《魏玄齐》 在《国故论衡》中,章太炎曾反躬自问:“当魏之末世,晋之盛德,钟会、袁准、傅玄皆有家言,时时见他书援引,视荀悦、徐幹为胜。此其故何也?”接着自答道:“老、庄、形名之学,逮魏复作,故其言不牵章句;单篇持论,亦优汉世。”(P82)因老庄、刑名之学的兴起,魏晋论体文一洗汉代繁缛的文风,开始以简洁明畅为宗尚。 、魏晋论体文之本纵合 对于魏晋论体文的作法,章太炎明确指出:“凡立论欲其本名家,不欲其本纵横。”(P85)在他看来,魏晋论体文的优长正在于“本之名家,与纵横异轨”(P81)。唐以后古文亦因“其持论不本名家,外方陷敌,内则亦以自偾”(P82),而遭到章太炎一再讥弹。 事与名理之别 因为“欲其本名家”,所以更觉名理之文得之于心,他在《国学讲演录》中称:“盖理有事理、名理之别。事理之文,唐宋人尚能命笔;名理之文,惟晚周与六朝人能为之。”晚周诸子与六朝文士方能命笔的名理之文,得到了章太炎的激赏。 魏晋论体文与魏晋学术 在对待骈散之争时,章太炎主张骈文、散文各有体要:“骈、散二者本难偏废。头绪纷繁者,当用骈;叙事者,止宜用散;议论者,骈、散各有所宜。”有鉴于此,“如天马行空,绝无依傍,随笔写去,使人难分段落”,更不辨骈散的魏晋论体文自会获得章氏的青睐。 问题还在于,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魏晋时期除论体文之外,还有很多好文章,文章之外,还有众多享誉后世的诗歌,章太炎为什么独独拈出一个论体出来,而不是诗赋、奏议、书牍等文体?章太炎首先是一位学者,在批评文艺时,也时时不忘用学术的眼光来甄别判断。从他批评近人“或欲上法六代,而不窥六代学术之本,惟欲厉其末流”(P83)的话中可知,在他眼里,魏晋论体文是与魏晋学术密切相关的,因此要学习魏晋论体文的优长,首先要钻研当时学术,“效魏、晋之持论者,上不徒守文,下不可御人以口,必先豫之以学”(P85)。由此看来,魏晋论体文的饱含学理才是让章太炎欣赏不已的最重要原因。后人不能理解魏晋论体文的好处,或许即是由于章太炎所说“崇信文集,异视史书之过”(P84),而章太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