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柳如是别传》看晚明文学的诠释学转变.docxVIP

从《柳如是别传》看晚明文学的诠释学转变 一 “诗史互证”与“古典今事”视境的融合 科学家们对陈毅先生“以诗为鉴”或“以史为鉴”的解读方法有很多看法。综合言之,论者认为“诗史互证”结合其“古典”、“今典”独揭之秘,为现代史学继往开来贡献至巨。一方面以诗为史料而补证史乘,另方面以史释诗,通解诗意,且两者互为一体,相得益彰。尤其在《柳如是别传》中,其“诗史互证”与“古典今事”视境融合,更臻出神入化之境。本文既以从“以诗语史”到“以史证诗”为题,似立足于“诗”,然而并非在“亦文亦史”之间有所轩轾,却更著眼于寅恪先生“诗史互证”中诗史之间的模糊交界之处,强调其文本的开放性。想提出的是从《元白诗笺证稿》、《再生缘》到《柳如是别传》,尚存在一个语言和文体的问题,迄今悬而未决;这涉及文本、文体方面的特点及其与文化思想脉络的联系和演变,其中渗透着他对史学“现代性”的反思及“留赠来者”之寄托,如果学者为现代史学的视域所囿,对于理解寅恪晚年“游戏试验”书写“红妆”之微旨及“超越”乾嘉传统和欧洲史学之处,尚有一层隔膜。 二 诗心留铭,有天职之所 关于《柳如是别传》的写作意图,有两段话常为学者引用。先是1957年陈寅恪给刘铭恕信中: 弟近来仍从事著述,然已捐弃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为一游戏试验(明清间诗词,及方志笔记等)。固不同于乾嘉考据之旧规,亦更非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所苦者衰疾日增,或作或辍,不知能否成篇,奉教于君子耳。 另一段见诸1961年8月赠吴宓诗《辛丑七月,雨僧老友自重庆来广州,承询近况,赋此答之》: 五羊重见九回肠,虽住罗浮别有乡。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 钟君点鬼行将及,汤子抛人转更忙。为口东坡还自笑,老来事业未荒唐。 “红妆”指柳如是,此时寅恪仍在写《钱柳因缘释证》。当时吴宓日记云: 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此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决非消闲、风流之行事……。 以“诗文互证”“古典今事”而揭示陈寅恪“颂红妆”的晚年心境及有关“夷夏”之微旨的,大约莫过于余英时先生的《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一书。五、六十年代陈寅恪栖身岭南,目盲足膑,在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中,他成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而遭到批判,于是愤懑和焦虑中,费十年心思完成《柳如是别传》,申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因此余英时指出此书乃陈寅恪“‘心史’的一曲双重奏”,既是一部“明清痛史”,又是他所经历的中国近现代“新痛史”。 “心史”是南宋遗民郑所南的诗文集名。郑氏隐居吴中,深怀亡国之痛,满腔悲愤寄之于诗文,至晚年“虑身没而心不见于后世,取其诗文,名曰心史”,置之铁函,藏之于苏州承天寺井中,至明末为人发现。陈寅恪在晚年诗文中将《柳如是别传》比作“心史”,此意也蕴含于该传结尾的“偈语”: 剌剌不休,沾沾自喜。忽庄忽谐,亦文亦史。述事言情,悯生悲死。繁琐冗长,见笑君子。失明膑足,尚未聋哑。得此成书,乃天所假。卧榻沈思,然脂瞑写。痛哭古人,留赠来者。 的确,寅恪的晚年诗篇感时抒志,寄托遥深,在措辞、风格上极富象征的文化含蕴。诗和文不光构成他的整体,且常常浑成一片,如在1953年写毕《论再生缘》,以两首诗作结,其一云: 地变天荒总未知,读听凤纸写相思。高楼秋夜灯前泪,异代春闺梦里词。 绝世才华偏命薄,戍边离恨更归迟。文章我自甘沦落,不觅封侯但觅诗。 在“文章我自甘沦落,不觅封侯但觅诗”中,“诗”落在最末,力敌千钧。说自己“文章”“沦落”是反语,修辞上更衬托出“觅诗”的尊贵。《柳如是别传》缘自“红豆”的“迷思”,象征一片热烈的“诗心”,所谓“颂红妆”,颂的是柳如是的诗,其中凝聚着“独立”、“自由”之精神。另外,“心史”作为一个比喻,也有另一层意思,即将一腔诗心深藏之幽隐,盼来日必见光明,此即“痛哭古人,留赠来者”之意。在此意义上,作为诗人的陈寅恪,令人想起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在《诗人何为?》一文中的荷尔德林(Friedrich H?lderlin,1770—1843): “……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荷尔德林在哀歌《面包和葡萄酒》中如是问道。我们今天几乎不能领会这个问题了。……在这样的世界时代里,真正的诗人的本质还在于,诗人职权与诗人之天职出于时代的贫困而首先成为诗人的诗意追问。因此之故,“贫困时代的诗人”必须特别地诗化诗的本质。做到这一点,就可以猜测到一种顺应世界时代之命运的诗人职权。……世界黑暗愈是趋近夜半,贫困就愈是隐匿其本质,愈是占据了更绝对的统治。……荷尔德林的作诗活动如此亲密地居于这一处所之中,在他那个时代里任何别的诗人都不能与之一较轩轾。荷尔德林所到达的处所乃是存在之敞开状态;这个敞开状态本身属于存在之命运,并且从存在之命运而来才为诗人所思。 这么引用海德格尔,并非故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