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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鬼辩的思维方式 索赔是思维的产物，也是一种特殊的负面思维形式。诡辩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才产生的。也就是说,人类这种特殊的负面思维形式的产生,有它特定的历史必然性。 那么,诡辩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据我们研究,诡辩的产生,首先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有了这种客观需要;其次就是思维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有了这种客观的可能性。 众所周知,初民们只能依靠极其简陋的生产工具,同残酷无情的自然界作斗争,来维持饥寒交迫、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在这种条件下,人们根本无暇也无心顾及各自的利益。只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也就是随着剩余产品出现、产生了私有制、形成了阶级之后,人们才有了权力和利益的纷争。于是,诡辩这种为某些个人、集团、阶级争夺权力或利益的行为而辩护的手段,便应运而生。 在阶级社会,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往往采用暴力和欺骗两手政策。暴力是强辩的极致,欺骗无疑应归入诡辩的范畴。但是,无论是暴力抑或是欺骗,其实质都是诡辩,只不过是形式不同罢了。譬如,古代许多帝国的皇帝或国王,都把自己说成是神的化身或神的儿子:埃及和印加帝国的帝王被说成是“太阳的儿子”,中国皇帝自称是“真龙天子”。这些帝王被赋予非凡的能力,其目的在于让平民百姓们心悦诚服地接受统治。由此可见,最初玩弄诡辩的,就是古代的统治者。自古以来就流行着“强权就是公理”这句话,说的就是统治者一旦大权在握,不管说什么,即使没理,最后也行得通。因为无人敢与其争辩。 当然,我们也不能把诡辩视为统治阶级特有的专利。它一旦产生,任何个人、集团或阶级,都可以用来为自己的利益辩护。 诡辩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我们现在很难断定。但它的迅速发展,在中国是产生“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在古希腊是伯利克里执政时民主制发展的鼎盛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即指周平王东迁至秦王朝统一中国这一段历史时期。这是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永久魅力的“童年时代”,也是诡辩论盛兴、诡辩家辈出的时代。这是中国历史上激动人心的社会大变革时代。铁制农具的使用和推广,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奴隶制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奴隶的大批逃亡,国人们此起彼伏的起义,新兴地主阶级对旧有制度的革新,造成了孔子所说的“礼崩乐坏”的社会局面。奴隶制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 由于奴隶制的瓦解,原本依附于奴隶主阶级的“士”人阶层也失去了昔日的政治地位和生活保障。因为他们过去都有土地,一般不劳动,平素以学为事,有文,有武,大都通晓“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等知识,此时只好自谋出路。于是他们或收弟子,办“私学”,成为传授知识和技艺的教师;或云游四方,靠舞文弄剑,成为“说客”或“侠客”。这就促进文化典籍大量流于民间,使民间文化空前地活跃起来,从而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文化教育的垄断,为学术争鸣和学派的形成,创造了适宜的条件。 随着东周王朝的衰落,各诸侯国纷纷独立,一时间形成了小国林立、诸强争雄的政治局面。由于兼并战争连绵不绝,社会混乱问题尖锐地摆在各阶级面前,成为关系各个阶级、各个政治集团安危存亡的头等大事。此时,有着强烈进取精神的各诸侯国的新兴统治者,为保生存,热切地寻找安邦治国的法宝,竞相争取和招纳具有一技之长的文武之士。 由于地位不稳、霸业未成,所以许多新兴的统治者在“养士”中,大都采取“合则留,不合则去”的宽容态度。例如齐王就能礼遇当时不同学派的能人志士,创建了有名的“稷下学宫”。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各种学术观点才得以自由发展。他们通过争论、交流、分化和选择,先后形成了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名家、阴阳家、农家、纵横家等有影响的学派。真可谓学派林立、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诘难他人的观点,各家各派无不重视“名辩”。最先提出“辩”的概念的是墨子,他在自己的论著中,已初步揭示了“辩”的目的和作用。他说:“今有人于此,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白黑之辩矣;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甘苦之辩矣。”这就是说,“辩”的目的是分清是非。如果“少见黑”说黑,“多见黑”却说白,那就是不知黑白之辩。同样,若“少尝苦”说苦,“多尝苦”却说是甜,那就是不知苦甜之辩了。墨子在这里说的“辩”,与“辨”尚没有明晰的界限。 孟轲“好辩”是出了名的,他的弟子公都子曾问他:“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他回答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可见,当时的“好辩”并非个人任意所为。孟子曾同告子辩论过人性问题,还多次游说梁惠王、齐宣王等。在他不厌其烦地到处宣扬的“仁政”、“王道”论中,就充满着欺骗和诡辩。 荀子在《正名》、《解蔽》等篇章中,较为深入地探讨了“辩”、“说”、“辞”的理论,提出了“所为有名”、“制名之枢要”的原则。在《非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