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潜温柔敦厚说新解.docx

沈德潜温柔敦厚说新解 “温和、善良、厚实”是沈德谦诗歌的核心。在《清诗别裁集·凡例》中他说:“诗之为道,不外孔子教小子教伯鱼数言,而其立言,一归于温柔敦厚,无古今一也。自陆士衡有缘情绮靡之语,后人奉以为宗,波流滔滔,去而日远矣。选中体制各殊,要惟恐失温柔敦厚之旨。”所谓“孔子教小子教伯鱼数言”,是指《论语》中的《季氏》及《阳货》篇,孔子在这里表达了“不学诗,无以言”,以及“兴观群怨”的思想。而“温柔敦厚”最早见于《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可见,“温柔敦厚”的最初涵义是指诗教的一种结果,即人在诵读《诗三百》后受到感化而呈现出来的温温蔼蔼的人格特质。唐代孔颖达在《礼记正义》“经解第二十六”中又说:“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这是针对诗歌讽喻的特点来说的。由于儒家思想在中国几千年思想史中的主导地位,作为儒家传统诗教的“温柔敦厚”说也影响深远。仔细研究沈德潜的“温柔敦厚”说,可以发现,他所说的“温柔敦厚”内涵丰富,涉及人格、诗歌内容、诗歌表现方式等三个方面,既是儒家诗教的具体化,同时也受到清初以来诗坛重倡诗教、重整儒家诗学传统的影响。 一 “温柔开展诗,爱君忧国,无和平广大之响” “温柔敦厚”说的第一个层次,是指人格品质的一种体现。这也是“温柔敦厚”其他两个层面的基础和前提。在《七子诗选序》中沈德潜说: 予惟诗之为道,古今作者不一。然揽其大端,始则审宗旨,继则标风格,终则辨神韵,如是焉而已。予曩有古诗、唐诗、明诗诸选,今更甄综国朝诗,尝持此论,以为准的。 沈德潜在此指出,他编选的几个诗歌选本中的共同点是首先要“审宗旨”。他说,“宗旨者,原乎性情者也”,宗旨即是性情。由此可见,性情是沈氏论诗的前提与基本条件,性情也是沈氏选诗贯穿始末的标尺。沈氏眼中的性情在评价杜甫时得以表露,他说:“(杜甫)一饭未尝忘君,其忠孝与夫子事父事君之旨有合,不可以寻常诗人例之。”201又说:“圣人言诗自兴观群怨,归本于事父事君。少陵身际乱离,负薪拾橡,而忠爱之意,倦倦不忘,得圣人之旨矣。”55不管客观环境如何改变,杜甫爱君忧国、笃于伦谊的忠爱之心一以贯之。这种忠爱之心不仅与《诗三百》的精神一脉相承,而且与孔圣人也有一定程度的契合,故而杜甫被尊为“诗圣”。可见,沈氏眼中的性情就是儒家提倡的忠君爱国之情怀。有“温柔敦厚”之性情,方能有“温柔敦厚”之诗。出于对道德人品的重视,沈氏在几部诗歌选本中,都将人格德行放在首位。兹以其晚年编选的《宋金三家诗选》为例,所谓“三家”,是指宋朝苏轼、陆游,以及金朝元好问。据其门人顾宗泰所作《序》,沈德潜于陆、元二家,“首为论定,例言、评语都备。独东坡诗于病中选阅,只有定本,不及评而先生已下世”。在顾宗泰看来,沈德潜选苏轼的原因在于其诗歌于韩愈之后独开生面。值得注意的是沈德潜对陆游、元好问的评价: 放翁出笔太易,气亦稍粗,是其所短。然胸怀磊磊明明,欲复国大仇,有触即动,老死不忘,时无第二人也。上追少陵,志节略同,勿第以诗人目之。 遗山值金主守绪,时蒙古宋师交攻之,君臣殽惑,生死不能自主。七言近体诗,愁惨之音,皆泪痕血点凝结而成,读其诗应哀其志……金亡后,遗山不久殒身,元世祖未尝欲其仕,遗山未尝入元廷也。选《元诗》者,强作元人以冠一代之籍,欲尊其诗转殁其节矣。 很明显,如果说沈氏选苏轼的诗主要是着眼于其诗歌成就,那么,选陆、元两人则主要缘于他们道德人品的高尚。尤其是对于元好问,清初顾嗣立所编《元诗选》首选元好问,将其视为元人,沈德潜对这种做法非常不满,认为此举大损元好问的志节。另外,沈德潜对屈原的评价也值得注意。他说: 《离骚》者,《诗》之苗裔也。第《诗》分正变,而《离骚》所际独变,故有侘傺噫郁之音,无和平广大之响。读其词,审其音,如赤子婉恋于父母侧而不忍去。要其显忠斥佞,爱君忧国,足以持人道之穷矣。尊之为“经”,乌得为过?196 屈原的《离骚》,充满苦闷与矛盾。文中无论是对自我的赞美,还是揭露楚王昏庸和朝政日非,都率性任情、真实袒露。其劲质峭急、纵恣激荡的文笔显然与《诗三百》克制温和的情感表达大异其趣,所以沈氏说它“有侘傺噫郁之音,无和平广大之响”,似乎与传统的诗教相背离。但是,屈原在文中体现出来的忠君爱国的崇高人格却令人敬佩,因此,在这方面,沈德潜认为《离骚》可以与《诗三百》一样被奉为经典。 二 《清诗别裁集》 “温柔敦厚”说的第二个层次,是就诗歌内容来说的,即要言之有物,“有补于世道人心”。沈德潜说: 诗必原本性情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者,方为可存,所谓其言有物也。若一无关系,徒办浮华,又或叫号撞搪以出之,非风人之指矣。尤有甚者,动作温柔乡语,如王次回《疑雨集》之类,最足害人心术,一概不存。 显然,出于对诗歌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