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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建筑教育的未来张永和访谈 访谈时间：2008年4月29日。 张永和（Yung Ho Chang），以下简称Y H C 田瑞丰，以下简称T T:今天的采访我主要想了解一下MIT建筑系的教学特色。 Y H C:你如果对美国建筑教育的发展不了解的话，对老的MIT也没什么了解，讲清楚现在的MIT也不容易。 美国建筑教育体系，在有些地方跟国内的学校不太一样。咱们一说这个，首先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是，美国的学校，特别是所谓的大点儿的学校，找系主任或者院长，都有一个里头找还是外头找的问题。不像中国一般都是里头找。它这个选择是怎么做的呢？MIT建筑系有近40个全时老师，为什么不在里面找呢？又比如说哈佛，现在也在找系主任，又面临这个问题。其实这里面有一个规律：所有外头找的，都是想变。想变就外头找，不想变就里头找。 MIT不是第一个找我的学校，第一个找我的是哥伦比亚大学。来MIT之前我这里一个人都不认识，但哥伦比亚我有很多朋友。哥伦比亚大学当时就有人告诉我说，你要准备回答几个问题：今天世界建筑的发展是什么样的？今天建筑教育的发展是什么样的？如果你做哥伦比亚大学的院长，你打算怎么做？意思是说如何改。虽然以前没专门想过这些问题，但在国内一边实践一边也有些思考。后来就按照我当时对这几个问题的认识对哥大院长搜寻委员会讲了一通。按中国的习惯一定对那个学校的情况摸个底朝天，但当时我是没有针对性地讲的，他们根本也不在意你对哥大是否了解。最后，我在几位候选人中还处于领先地位。后来，我来MIT时就有经验了，果然又是让我谈这3个问题。 中国的情况很特殊，从社会、经济，一直到建筑工作的环境。我1993年在中国开始进行实践。美国呢，我也一直在关注。美国从1960年代开始，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就今天来看，也是相当有意义的。但其中一点发展得有点儿偏了，或者说是偏得厉害了，这一点是形式主义。现代主义建筑师有一整套自己的教条，认为自己一定是绝对正确的。从密斯的建筑，特别是进入主流市场之后是相当程式化、标准化的。这对建筑师的创造力构成了限制。同时，就城市的空间结构来说，都好像是进入了一个死胡同。那么，这个观察到现在也是对的。另外一方面是我们现在面临着什么样的社会？文丘里讲的复杂性、矛盾性都是现在的情况，的确比以前模糊了，复杂了。在这种情况下的建筑的发展，一个就是以文化的名义跟某个历史阶段、跟古典建筑发生关系，而且发生的关系比较特定，进而成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弊病；第二个就是建筑师要重新获得更多的创作自由，就是把工作重点放在了艺术上。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那批知名建筑师当时都没盖过房子，净画画儿的。扎哈当时没做过一个房子，是纸上建筑师，当然她那时候可能也不到40岁。当时的建筑师并不是对美术更感兴趣，而是将美术作为一个跳板。但美术使他们对形式特别关注。这也就造成了40年后的今天，形式主义猖獗的格局。 说到形式主义和媒体，还得提市场经济在今天的社会里起的作用。实际上市场和媒体已经变成同一个东西了。明星建筑师这个体系，通过强调形式的有签名式的设计才有所体现，才看得见，才能占有市场。就是说，明星体制的标签形式和媒体在一起，才在市场上生效。这并不说明这些形式做得好还是不好。其实，扎哈真的是做得非常好。当然现在受市场冲击，她活儿太多，但仍然有百分之七八十做得非常好。而有的建筑师就不太稳定。这个问题的另外一个现象是，形式发展到现在大家都到达了同一个平台，于是库哈斯和伊东丰雄也会撞车。T:就是说做出类似的东西么？ Y H C:对。他们两家代表的东西方的文化差别这么大，怎么会撞车呢？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操作方法。但是现在这种例子很多。 第二个呢，也是后现代主义在过去40年发展带来的问题。这就是一个比较美国的现象了，而且跟教育有关系。就是有这样一批美国建筑师当年没活儿，于是，先当老师教书，而不是去别人的事务所做。第一个应该是路易·康。后面是迈克尔·格雷夫斯，彼得·埃森曼，史蒂文·霍尔，等等，成了美国现当代建筑领域的一个潮流。当时在这批人中间发展出两个信条：第一是“自治的建筑”，讲的是建筑师要争取主动，没房子盖做家具，没家具做画画儿。第二个是“从理论到实践”，从形而上的到形而下的，所以就有了读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做建筑的事儿。你们年轻，都没赶上。埃森曼是一个旗帜性人物的，当时还有其他很多人。伯纳德·屈米也是其中之一。我自己受这批人影响，也是毕了业先教书。 尽管世界建筑当时的趋势也是关注形式的，美国的形式主义还特别往小里走，即琐碎，英文是“Fussy”。堆积材料、节点，过度设计。一方面，是因为美国人对建造有文化上、传统上的兴趣，喜欢自己动手做，有时难免顾了局部、失了全局。另一方面，就是理论到实践的模式教育出来的建筑师们老想让建筑表达建筑以外的东西。 这段历史的另一个后遗症是，美国在建筑上的能源等技术研究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