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传播中的名人效应.docx

古代文学传播中的名人效应 一部文学史，也是人类传播活动的发展史。中国古代文学在其几千年的传播中，有太多的因素促使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得以传承与保留。而名人们的亲自参与，也是诸多因素中的一环。其中既有作为创作主体与传播主体相结合的自我传播，也有传受双重身份下的他者传播，无论哪种情形，均活跃着各类具有显著知名因素的传播者。他们或因才华横溢，或因高尚人品，或为文坛儒宗，或为政坛权威。通过注释考订、诗文选本、评点论争、聚徒讲学、题跋作序、行游隐逸等传播方式，他们因存有卓越的影响力而为世人注重乃至尊崇，在参与文学的传播中，往往表现出巨大的传播效应。这里面，既有使默默无闻者声名得以彰显、优秀作品价值得以扩增、文学风格及运动得以推动、读者审美趣味得以提升等正效应，也有着埋没及遮蔽作品价值、误读作家作品以及托名传播等滥用权威的负效应。而这些正负效应的背后，则折射出世人对文学传播中“意见领袖”的尊崇心理、对风雅韵事的好奇心理以及对知名文人的亲近心理等名人效应得以生发的深层原因。 一、对“意见领袖”的尊崇心理 在传播学理论中，人类传播活动存有着“意见领袖”角色，他们主动地接受媒介所传播的信息和观点，再积极地传播开去;而其他人的信息接受则主要依靠这些“意见领袖”。“意见领袖”活跃在人际传播网络中，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并获得极大地信赖。这种现象古今中外各个领域都有，包括文学领域。在文学作品的传播接受过程中，大多读者在阅读选择前及阅读接受的过程中会受到一定领域内的文坛权宗相关意见的影响，“意见领袖”左右着读者对某些具体文学作品的品评，引导着绝大多数文学受众的审美情趣。 （一）大众对“意见领袖”的态度体现美国传播学者李普曼认为：“在任何组织中，确立了地位的领导人都有着极大的天然优势。他们被认为享有更好的信息资源……所以，他们更容易受到注意，说话的声调 更容易令人信服。”这里，李普曼指出了人们对“意见领袖”的两大态度：密切注重和尊崇信服。 对权威焦点的密切注重作为文学传播中的“意见领袖”们，他们往往学识渊博，为文学流派首脑、文坛盟主等誉隆望重人士，很多人具有官僚、文士、学者三位于一体的复合型身份，他们位居社会或文坛的显赫位置，通常成为大众注重的焦点;他们之于文学的任何言行，很容易被普通读者聚焦、放大，并以他们为原点辐射开去，形成文学传播中的爆炸效应，令相对应的作家作品或者诗文本事，获得最大水准的传播效果。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诸如韩愈、柳宗元、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三苏、黄庭坚、陈师道、明七子、清代王士祯、沈德潜等，在文坛皆有一呼百应、万水朝宗的地位和影响力，文人及其作品如能得到他们的注重与不俗的评价，普通读者的文学聚焦便会从权威们的身上，自然迁移至被称道文人及其作品之上，形成文学传播上的晕圈效应。而那些“个人经典”经由他们传播扩展开去，就成为天下响应的“公共经典”。正因如此，古代很多的文人学子，为使自己获得更多的社会注重，能够以文名而仕进，常常向文宗公卿们投谒行卷，期待被权威称颂而名扬天下。据统计分析，崔颢的《黄鹤楼》诗位列唐诗经典之首，其之所以能成为千古名篇，既得益于令人称奇的诗歌本事，更因为文坛“意见领袖”们的推崇赞誉。据传李白于黄鹤楼读到崔颢此诗后，自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连诗仙李白都心悦诚服、自以为难以企及和超越的诗篇，普通读者自然不会怀疑它的价值和特色。正如吴汝纶所言：“太白尚心折，何况余子？”再加上其他著名诗评家的极高评价，如宋代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 “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明代高株《唐诗品汇》把《黄鹤楼》列为唐诗七律正宗的第一，桂天祥《批点唐诗正声》认为此诗“气格音调，千载独步。”众多“意见领袖”对此诗给予高度评价，自是吸引了众多读者的阅读聚焦，极大地提升了它在读者心目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对卓越才干的尊崇信服人们普遍对有高尚人格魅力与卓越才干的人持有尊崇信服的心理，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的可信度决定了传播效果的优劣。“意见领袖”在其具备领导资格的领域里往往被公认为是见多识广或称职能干的人，他们的人格魅力和高深创见使其提出的意见比普通人更具有影响力和说服力，能在公众中产生一呼万从的感应。中国古代文学传播中的“意见领袖”，往往对文学历史和现实发展有相当水准的了解，在文学创作或文学理论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在古代文学传播中因处于上层“信源”位置，在文学的鉴赏与评判方面被视为权威，在传播中提出的见解或理论主张，比普通的传播者更易形成强势话语，很容易受到读者的信任与尊崇。韩愈《为人求荐书》所说的“伯乐一顾，价增三倍”，就充分说明了传播接受中“意见领袖”的话语优势。事实上，一般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很难摆脱从评论家那里获得的先入之见，必然会参照评论家的说法对作品作出或褒或贬的评价。即使一度籍籍无名的作家，一旦受到“舆论掌门人”的揄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