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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迁移就腐败官员的报复性腐败 报告腐败的原因是官僚腐败。即使他们继续在自己的公职生涯中取得成功，他们也会想，如果我没有机会升职，那就是“金钱”。 本刊近期报道的落马官员中, 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和江西省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陈安众拥有相似的人生轨迹:均生于1954年, 因仕途上升无望, 改奔“钱”途, 于2013年同时落马。 当得不到提拔时, 很多官员开始破罐子破摔, 产生“报复性腐败”的思想, 通过贪腐来弥补内心的不平衡。 殊不知, 暂时的内心满足要以后半生的自由为代价, 最终换来的是身败名裂的下场。 早得志的“不可得志” 被称为“才子书记”的陈安众曾是一名政坛新星, 他既有在中央机关工作的经历, 也有地方跨省任职的优势。从湖南到江西, 他在一个职位上往往只待两三年, 所以在他调任江西萍乡市委书记时, 仕途前景看好。 没想到的是, 陈安众在副厅位置上停留了12年。当听到曾经熟识的人被提拔为副省级干部时, 他也曾在众人面前抱怨:“他出道晚得很。我都在湖南当了好几年副厅了, 他才提的正处。” “少年得志”者容易对未来怀有更高的期望, 但在现实中, 早得志未必等于永远能先人一步。陈锡诚被提拔为云南建设厅副厅长时年仅41岁, 这在地方绝对属于“少壮派”。之后的15年, 陈锡诚却没有更进一步。其间, 建设厅先后换了4任厅长, 特别是以前的下属成了他的领导后, 陈锡诚心态更加失衡, “很郁闷。 想找点儿事情做, 麻痹一下自己。”于是, 他选择了另一条“钱”途。 对于呈现“金字塔”结构的官员队伍而言, 级别越来越高, 继续晋升的机会自然越来越少。而在现实中, 有的官员忽视了这一规律, 把仕途看作“永不停歇的高速列车”, 一旦停滞下来, 就发生“失速”或“偏离”。 “不升迁就腐败”, 当年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 谈及腐败原因时这样说。然而, 他的升迁路却让很多人眼红, 翻看他的履历:1972年到农村插队, 先后担任过县公安局副局长, 县委常委、副书记, 1997年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 2000年提任正厅局级侦察员, 后出任重庆市司法局局长。 在当今官场, 这样的晋升速度, 已经够快了。但他仍不满足, 反而满腹怨气, 怪组织多年没提拔自己。“牢骚太盛防断肠”。而这些人大多又身居要职, 手握实权, 一旦“想偏”, 权随心动, 就滑向腐败之渊。 引导方向上,发生“报复性”腐败 正所谓希望越大, 失望就越大。 权欲越强的人, 受挫后的“反噬力”越大, 容易产生“报复性腐败”的心理。 但到底报复了谁?除了他自己, 恐怕谁也报复不了。 宜宾市原副市长陈光礼也是其中典型。他从绵阳盐亭县委书记交流到达州达县 (现为达川区) 任县委书记, 自以为政绩不错, 但到了提拔的关键时刻, 他却没能入围。他认为, 没被提拔是因为他没有当地干部人熟, 和他们比起来处于劣势。他觉得自己是交流干部, 来到一个陌生地方苦干了几年, 到头来还是一无所有, 于是有了“趁换届捞一把”的想法, 开始“不提拔就堕落”的“报复性腐败”。这之后, 他收受的贿赂占其受贿总额的9成以上, 最终被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报复性腐败”不仅发生于位高权重之人, 在基层干部身上也时常发生。 重庆荣昌林业局工作人员彭光伟的案件极具代表性。因为多次被评为先进, 他觉得仕途一片光明, 但林业局两次调整中层干部, 彭光伟的升迁愿望却一再落空。自此, 他开始不满, 迟到早退, 工作敷衍了事。以致于把他抽调到县某项国家专项资金审查发放办公室工作时, 他却觉得自己被发配了, 遂产生贪污公款、让单位领导被追究责任的报复念头。 结果, 却把自己的前途断送了。因贪污公款23.4万元, 彭光伟被判刑12年。 虽然升迁无望无法成为腐败的合理解释, 但对干部管理监督的相关机构来说, 应正视这一问题, 从类似案件中吸取经验教训。无论是出于正向激励, 还是为了避免由消极到堕落, 监管机构都应该引导他们正确对待仕途升迁和个人进退, 进一步改革完善用人制度, 并强化对重点对象的监督。 权欲越强的人, 受挫后的“反噬力”越大, 容易产生“报复性”腐败的心理。但到底报复了谁?除了他自己, 恐怕谁也报复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