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现代诗歌朗谱的现代讨论.docxVIP

关于中国现代诗歌朗谱的现代讨论 新时期以来，新著作者很少参与诗歌的创作，这与唐诗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的地位以及现代诗人在这方面的热情相比甚不相同。朗诵诗在中国当代诗歌创作和诗学探讨中并非重点,但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它几乎集中了所有诗人的思考,并成为关涉新诗发展路向的中心话题。从文学研究的历史来看,当代对朗诵诗研究的忽视,是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本文并非专门探讨朗诵诗本身的理论建设,而是在梳理出朗诵诗理论发展大致脉络的同时,关注在理论建设的过程中,中国现代新诗纯诗化和新诗大众化两种诗学追求倾向之间的对立、竞争和交错、纠缠的复杂情形,以及它们在具体的诗学问题上的种种丰富体现。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新诗歌谣化和朗诵诗是新诗实现大众化的两个最主要的方式与途径,是大众化诗学集中探讨的诗学问题。考察两种诗学在朗诵诗问题上的立场、观点及其分歧,是从一个有着坚实的“史”的基础的重要角度,观照新诗发展中两种主要诗学追求倾向间的复杂纠葛。从细致的考察中也可看到,大众化诗学逐步走向主流诗学的过程,同时也是朗诵诗在四十年代取得诗坛主流地位的过程。 一、 名实界定中的两种“朗国诗” 最早的中国新诗朗诵是从《晨报》的《诗镌》副刊诗人群开始的。徐志摩在《诗刊弁言》中提及的“新诗人的乐窝”——闻一多家里——就已经在进行诗朗诵的活动。在刘梦苇屋里,几个新月诗人的诗朗诵活动也在同时进行。1这群诗人中用力最勤的是朱湘。在1926年4月26日的《晨报副刊》上,朱湘登过一篇《我的读诗会》,声称将于5月1日举行诗作朗诵会。读诗会后来因故没有开成,但此文说明了读诗会的两个原因:一是“现在已经有人误解我的诗了”;二是代表了新月诗派对于最初尝试新诗朗诵较为一致的看法。朱湘这样表示: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现在的新诗应当特别用力在音节与外形两者之上,庶几可以造成一种完善的工具;完善的工具造成之后,新诗的兴盛才有希望。如今在新诗上努力的人,注意到音节的也不少。但是这些致力于音节的人怎样才能知道他们的某种音节上的试验是成功了,可以继续努力,某种音节上的努力是失败了,应当停止进行呢?读诗会!读诗会便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2 此文在《朱湘文集》中一般不被收录,从中可见这群纯诗追求者在新诗朗诵上所抱的立场,即试图通过朗诵检验新诗创作的实际成果,因为朗诵是探寻新诗艺术的一种方式。在朱湘试验了一年多后,朱自清点明了这一点。在说明朱湘的诗朗诵给他的印象后,朱自清说:“这读新诗的事,实甚重要;即使没有下文所要说的唱新诗那样重要,也能增进一般人诵读新诗的兴味,与旧来的‘吟诵’不同的兴味,并改进新诗本身的艺术的。”3就是说,新月派诗人不提“朗诵诗”这一名称,他们注重的不是三十年代大众化诗学提倡的“朗诵诗”,而是小范围内的“诗朗诵”,但他们的目的却又不落在朗诵本身,而是将朗诵视为新诗艺术规律探索的途径,新月诗派最终还是落实到各种具体细微的诗艺问题之中了。在这里,“诗朗诵”最终落实到了“诗”上。 大众化诗学恰恰用力于朗诵本身。洪深的《戏的念词与诗的朗诵》和徐迟的《诗歌朗诵手册》是代表性著作,它着重在朗诵的技巧和效果上,以达到诗歌激励人们斗争意识的目的。4当然这种效果有时仅限于理论认定,在实际朗诵中常有因过分夸张而失败的情形。1938年1月26日,延安战歌社不成功的第一次朗诵晚会,本来不多的听众不等晚会结束就陆续离去。事后成员们在自我批评中已意识到“太强调了朗诵中的动作与姿态”,但同时因“毛主席一直坐到散会”和两位工人对此感兴趣,而得出了结论说:“这两件事足以证明新诗朗诵运动是有光明的前途的。”5所以,这种理论确定也不完全来自于“朗诵诗”实践本身。毛主席的支持也是看中这种形式的政治和现实意义,是对一种大的文学路向的提倡。为了达到吸引大众、鼓舞大众的目的,朗诵诗反而无法从诗歌内部的艺术因素着手增富诗的内涵,而是强调朗诵者的技巧和现场的鼓动效果。在这里,“朗诵诗”最终落实到了“朗诵”上面。 这两种颇有兴味的名实歧义的诗学现象,注定了两种诗学在这一诗学问题上的分歧、对立和难以调和的冲突。 三十年代初中期,左联的诗人关注的是诗歌题材和意识的进步、诗歌产量的讲究等,他们并未有意识地作朗诵诗的探索;而纯诗诗人的诗朗诵却在有声有色地进行着。沈从文在《谈“朗诵诗”》一文中介绍过两个读诗会:一个是在“北平后门朱光潜先生家中按时举行”,参加的人有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叶公超、废名、卞之琳、何其芳、徐芳、朱自清、俞平伯、王了一、李健吾、林庚、曹葆华、林徽因、周煦良等,几乎囊括了整个北平诗坛的纯诗追求者;另一个是中国风谣学会在中南海的读诗会,参加的有胡适之、顾颉刚、罗常培、容肇祖、常惠、佟晶心、吴世昌、徐芳、李素英等人,这边读新诗,也进行民歌、小曲等的配乐演奏试验。6战前诗歌的朗诵活动,几乎吸引了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