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娥冤》的困境与突围.docxVIP

《窦娥冤》的困境与突围 戏剧艺术与其他相关艺术的最大界限是它的类比特征。戏剧的类型化,标志着戏剧的成熟,也是戏剧性得以存在的依据,在商业社会,它还是戏剧竞争力的体现。元杂剧是以通俗性和商业性见长的,忽略其通俗性和商业性,也便忽略了它的戏剧性,进而忽视了其本质。《窦娥冤》所具有的多元类型化的性质,决定了它的商业性与戏剧性,也构成了剧作的通俗性。 一、 中国和西方悲剧的不同特征 像许多男性剧作家一样,关汉卿的《窦娥冤》选择的是女性题材,讲诉一位普通的妇女——窦娥,因受到冤屈被判处死刑而走向毁灭的悲惨故事。据现有资料看,《窦娥冤》也算不上关汉卿的个人独创,应属于累积型的戏剧创作。 西汉刘向《说苑》卷五《贵德》篇即载有东海孝妇故事。班固《汉书》卷七十一《列传第四十一于定国传》也记其事。干宝的《搜神记》卷十一有《东海孝妇》。范晔《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第六十六孟尝传》记载更为详尽:“上虞有寡妇至孝,养姑。姑年老寿终,夫女弟先怀嫌忌,乃诬妇厌苦供养,加鸩其母,列讼县庭。郡不加寻察,遂结竟其罪。备言之于太守,太守不为理。尝哀泣外门,因谢病去,妇竟冤死。”南朝宋王韶之《孝子传》已有出现孝女周青的名字。《四部丛刊·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七载:“有卒利孀妇财,未终丧,强赘于姑家。既而虐其妇,复不礼其姑。姑告于官,绝之。尉卒隐其罪,屡诉众丧,无明文,事久不决。君悉疏所犯,聚邑人以告。妇得终养其姑焉。”关汉卿即是在这些零星史料的基础上创作出《窦娥冤》的。 学界对《窦娥冤》是否为悲剧向来存疑。存疑的关键有二:一是窦娥非高贵人物,二是窦娥借助鬼魂和外部力量复仇成功。这些都严重地削弱了戏剧的悲剧内涵。也有学者认为,《窦娥冤》算不得悲剧,是因为它缺乏崇高感。但是,学理的论证和自然的阅读是有区别的。仅仅是阅读《窦娥冤》剧本,阅读者也仍会被其中的悲剧气氛所感染,尤其是剧本中所渗透出的冤屈感和压抑感,极大地冲击着人们的阅读心理,多少次,人们的心理防线被作品的悲剧气氛冲毁了。至于《窦娥冤》的剧场演出效果,则更是具有悲怆意味。那么,这种阅读和观赏过程中的悲剧感觉,为何就和经典悲剧论家的论述有这么大的差异呢?这就有必要梳理一下中国和西方悲剧不同的文化背景。这里首先要说的是,中国和西方不一样,中国人没有上帝概念,生活中缺乏绝对意义的崇高感,或者说,中国少了些类似欧洲教堂式的带有仪式化特征的神圣堂邸,国人也便缺乏浓郁崇高感的生活氛围。戏剧是生活的反映,自然,中国戏剧作品中也很少表现这种情感和文化。西方人的有神论思想是以崇高的审美心态出现的,西方人很早就崇尚崇高的美。朱光潜在他的《悲剧心理学》中曾说过这么一段话:“伟大的波斯王泽克西斯(Xerxes)在看到自己统率的浩浩荡荡的大军向希腊进攻时,曾潸然泪下,向自己的叔父说:‘当我想到人生的短暂,想到再过一百年后,这支浩荡大军中没有一个还活在世间,便感到一阵突然的悲哀。’”1西方人的这种崇高感,直接导致了后来骑士理想的产生,还对近代以来欧洲贵族式绅士风度的形成有影响。中国的本土宗教是道教。道教是纵欲的、世俗的,甚至是放浪的、颓废的。即使加上儒教和佛教,中国人的精神层面上还仅仅能够做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距离神圣感、崇高感还相距遥远。封建时代,政治高压,皇家将崇高感垄断了,民间的话语体系里就逐渐吸纳了滑稽、圆滑、团圆、和气等人际心理元素,元杂剧更是把这种心理倾向定型化了。当然,说中国人根本就没有这种崇高的情感还不够精确、全面。仅在古代,中国的少部分作家也表现过这样的文化情结。如《史记·项羽本纪》对项羽的描写,《三国演义》中所写的曹操,都有气吞万里如虎的气派,有一定的崇高感。近代以来,西风东渐,崇高感受到了追捧。鲁迅追随尼采,郭沫若追随惠特曼,曹禺追随奥尼尔,都企图把西方的崇高精神移植到中国来。尤其是到了当代,中国受苏联文化影响,崇尚崇高一度成了风潮,并引发了病态的好战倾向。 其实,中国的先秦时代,崇高的精神还是社会的主流。苏秦、张仪纵横万里,谋取理想的社会地位;孔子、墨子、孙子、孟子、韩非子、公孙龙等等一系列大思想家,本质上讲都是纵横家。他们周游列国,兜售自己的思想,动辄以滔滔不绝的雄辩,诡异多端的举止,赢得王侯贵族的关注,进而实现自己的价值,其行为充满了刚健宏阔、崇高昂藏的美。但是,汉朝以后,随着儒学统治地位的确立,崇高的文化精神受到了极大的遏止。唐王朝吸收胡人风尚,崇高感复振,至宋,中国的崇高精神渐尔式微,而其真正振作已是近代以后的事。 心理学家已经证明,人类的崇高情感是一种内在的气质,每一个人的崇高情感的总体释放能量总是大体等量的,释放的方式也基本相似,人类群体对崇高情感的社会需求能量都有一定定量和比例。那么,先秦两汉唐朝以后,中国人的崇高感都流失、转移到了哪里去了呢?这是个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