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边疆治理中的云南模式.docxVIP

中国古代边疆治理中的云南模式 这部宋史既复杂又全面，又是五个方面的，又是整合的，也是分裂的，有时统一的。从时代的到来来看，研究中国文化的独特性非常重要。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都在努力工作。随着时间的发展，虽然我们不一定有不同的看法。然而，这些前人的工作为他们的理解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看这座山，看风景，近距离”，这是我们今天理解历史规律的根本指南。分析中华文化的独特性, 离不开边疆地区1, 边疆与内地的互动、交融是我们必须关注的, 在所有的边疆地区中, 云南无论从与内地的交往历史、中央王朝对云南的治理等方面都具有典型性特征, 故笔者拟从“大处着眼, 小处入手”, 以中央王朝治理云南的“云南模式”入手, 探讨“云南模式”的形成、特点, 对今天治边的借鉴意义, 并从一个方面究明其对中华文化独特性的意义。 云南处于中国西南边陲, 是多民族、多宗教的地区。在中国古代, 尤其是元朝之后, 被列为内地行省, 到清代, 是为内地十八行省之一, 云南是如何从“外”到“内”的, 云南稳定的基因到底是什么?以这个问题意识为主线, 笔者提出了中国历代边疆治理中的“云南模式”。“云南模式”是历代中央政府在云南地区各族群长久的交流、交往、交融的基础上, 实施云南与内地一体化的施政思路的结果。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否妥当, 尚祈引起学界讨论, 本文只是抛砖引玉, 但总结“云南模式”, 应可为我们现代的边疆治理提供很好的借鉴意义。 关于中央政府治理云南的研究, 已有很多论著2。关于云南特殊性的讨论, 也有很多, 实际上, 凡是研究云南史的学者, 都在或多或少地考虑中国历史的整体性与云南历史的地方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方国瑜先生就更多地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中来考虑云南的地方性问题3;林超民先生则从历代王朝向云南移民作为观察云南特殊性的窗口, 认为历代移民不断进入云南, 促成了云南的文化认同、国家认同。他又通过考察云南史, 认为云南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 “中国统一时, 一定据有云南;中国丧失云南时, 统一就受到破坏;据有云南, 就一定能统一天下;失去云南, 就一定失去统一。”[p.245]何耀华先生认为云南史的脉络就是融合与统一, 所以他把融合与统一作为主线贯穿《云南通史》的始终, 笔者理解, 融合应是云南史的地方性特征, 统一则是中国史的整体性特征。方铁、邹建达先生从一个较为宏观的视野来讨论中国古代中央政府在治边方面相对重视北方而忽视南方的问题, 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南北方少数民族有不同的特点、南北方民族融合过程的差异、北方为历代军事争夺的重点以及北方游牧民族易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等因素有关。方铁先生还认为, 历代王朝对边疆的治理, 与云南地区地缘政治关系有密切联系。另外, 还有尤中1、王文光2、周琼3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云南的特殊性问题, 这些论著对笔者的写作很有启发, 从多个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 或许使得研究能够更加深入。 一、 深化对云南设置郡立郡之说 先秦时期, 云南主要有哀牢、昆明、滇等族群。这一时期, 云南的主要方国之间、各方国与内地之间已经有了交流、交往甚至交融, 哀牢国出现了青铜编钟, “说明哀牢国已受到中原礼乐制度的影响”。[p.304]至楚威王4(公元前339———328) 时, 楚将庄蹻率军至滇池, “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 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 道塞不通, 因还, 以其众王滇, 变服, 从其俗, 以长之。”正史关于云南的最早记录, 就记录了各族群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 楚将庄蹻率领的这支外来的军队, 成了滇地的领袖, 并且按照从俗从宜的原则, 变换了服饰, 并依当地的风俗习惯而生活, 逐渐融入了当地。 这是司马迁所记载的有关西南各族群的情况, 司马迁曾经到过云南很多地方, 留心各族群状况, 所以他的记载比较可信。由《史记》记载来看, 当时云南族群众多, 且经济形态有农耕和游牧, 发展水平不一。 到秦统一中国之后, “略通五尺道, 诸此国颇置吏焉”5。对当时的秦朝来说, 道路就像人体的血管, 通了道路, 其统治才能四通八达。五尺道, 即是通到“西南夷”6的血管。因西南地区山高岭峻, 开山筑路分外困难, 所以就修筑了五尺宽的栈道, 以通声教。又派官置吏, 实行有效管辖。这正是后来司马相如所说的:“邛、筰、冉、駹者近蜀, 道亦易通, 秦时尝通为郡县”。秦朝对“西南夷”实施的这些措施虽然短暂, 但是却为其后的汉朝打下了基础。 及至汉朝, 对云南的统治进一步加强。建元六年 (公元前135年) , 派唐蒙通夜郎, 设犍为郡;元光六年 (公元前129年) , 命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出使至西夷邛、筰, 设都尉领十余县, 属蜀郡;元鼎六年 (公元前111年) , 平南夷, 置牂牁郡;又征西夷, 以邛都为越雟郡, 筰都为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