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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四轮教的思维结构 这四句话是王阳明晚年提出的。王门后学诸派都把四句教视为王学纲领,坚守发挥;反对王学的诸学派,对四句教的批判最力。明代,围绕四句教的争论持续了一百多年,它虽然是“宋明理学”的一个内部问题,却集中地反映了心学的特质。本文试图从思维结构的角度探讨王阳明“四句教”的奥秘。 (一) 以主体意志为中介的文化修养 四句教第一句“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是王阳明心学的核心观念,程朱后学对之批判亦最为严厉。王阳明主“心即理”,“天理”乃是全部封建伦理规范的总称,岂能无善无恶?在本体属性问题上,心学与理学形成尖锐对立。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同植纲常,同扶名教”,都在为封建伦理寻找本原和依据。但他们所使用的方法却迥然各异。程朱理学的特点是:把道德规范上升到宇宙本体的高度来认识,试图用理性分析的方法证明纲常伦理与宇宙本原、自然规律及人类本性是完全一致的。朱熹要人们通过“格物致知”的工夫去体认其中存在的真、善、美的高度和谐统一,体认封建伦理的必然性,从而树立个人遵守封建礼教的自觉意识。所以朱熹是把封建伦理的依据植根于人类理性思维的基础上,他所谓的“天理”是被客观化、神秘化了的人类道德意识中的知识成份。他过份强调了道德知识的重要性,忽视了主体意志选择的意义。似乎有了对“必然”的认识,就自然会有行为中的“应该”。其实道德实践不仅需要道德认识的指引,而且必须经过主体意志的自由选择。王阳明在镇压农民起义和平定宁王叛乱的过程中体会到,许多人不遵循封建伦理,不是因为他们缺乏道德知识,而是由于他们缺乏执行封建伦理的意志,“求圣人之学而弗成者,殆以志之弗立与?”(《王文成公全书》卷七)忽视了意志的作用,道德知识便无法转化为行为。所以他认为,作为封建伦理依据的“本体”与其建立在道德意识的理性结构基础上,不如建立在主体意志结构的基础上;与其殚精竭虑地在认识纲常伦理的必然性上下功夫,不如在树立、培养、磨炼主体意志上下功夫简便易行。因而王学是一个探讨主体道德意志树立修养的学说。四句教分别涉及主体意志能力的性质,意志动机的确立,价值判断和选择的进行,意志品质修养等四个方面的问题,基本可以提挈王学的主要内容。 所谓“心之体”是指人所具有的道德意志能力。对于“心”的性质,他作了如下规定。 1.心不是认识器官,而是主宰人的一切器官、行为的精神力量。王阳明认为朱熹所以会犯“析心与理为二”的错误,就在于他把心当作人的认识器官,“亦为宋儒从知解上入,认识神为性体,故闻见日益,障道日深。”(《年谱》,《全书》卷三十三)他指出:心不是血肉之官,而是它的功能,是主宰其它器官和肢体所以能视听言动的精神力量。“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视听言动;……但指其充塞处言之谓之身,指其主宰处言之谓之心.”(《传习录》下)天理昭然,有目共睹,但能不能行天理则在于人心是否具有主宰自己行为的能力。总之,王阳明所讲心的主宰作用,即人在思维和行动中的自主、选择及战胜困难、自我克制的精神力量,属于意志能力的范畴。所谓“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传习录》中)这种意志能力为一切人所共有。 2.心不是后天经验知识,而是一种天赋的价值观念。王阳明说:“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传习录》中)良知是心体的一种鉴别是非的先验功能,“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传习录》下)称其为良知,乃取其不思不虑、生而能之之意。良知不能混同于其它任何具体知识。“夫礼乐名物之类,果有关于作圣之功也,而圣人亦必待学而后能知焉,则是圣人亦不可谓之生知矣。谓圣人为生知者,专指义理而言。”(《传习录》中)“圣人亦是学知,众人亦是生知。”(《传习录》下)在王阳明,这种判断是非的能力不由学习而建立,迷失了本性也不丧失。学问思辨不是通过外向学习而获得鉴别能力,而是反省心中固有的良知。“良知之外更无知”,不是说心已经包含了世界上的一切知识,而是说恢复是非观念就达到了圣贤治学的目的。各种关于自然、社会的具体知识并不在王阳明的视野之内,良知仅指主体意识具有的对善恶是非的抉择判断能力。 3.心不是具体的道德规范,而是各种规范产生的根源。过去一般认为王阳明的心就是封建道德意识的总和,仁、义、礼、智等纲常伦理都先验地存在于心中。这种说法不全面。“心即理”只有从道德主体意志与伦理规范存在着一致性的角度理解才是合理的。朱熹认为:“未有这事,先有这事之理。如未有君臣,已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有父子之理。”(《朱子语类》卷九十五)理是万古长存的永恒法则,先于主体而存在,个人必须通过学习这些规范来建立主体意志和善恶观念。王阳明认为这是一种道德他律论,把道德规范变成了人以外的某种强制。他批评道:“圣人教人,不是束缚他通作一般。”(《传习录》下)人的意志能力比道德律令更根本,不是主体产生于道德规范,而是人的自觉意志能力本身即含有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