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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顺之心学思想的演变与向实学的归位 所谓实践研究，其主要特点是儒家道德知识与经济意识的结合。它不仅指儒家学生尊重的传统道德，还包括天文学、水保护研究、军事研究和其他实际事务的专业知识。《明史》本传云:“顺之于学无所不窥。自天文、乐律、地理、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极原委。尽取古今载籍,剖裂补缀,区分部居,为《左》、《右》、《文》、《武》、《儒》、《稗》六编传于世,学者不能测其奥也。”在明代中后期的学术思想界,唐顺之是实学思潮的预流者,但唐氏的实学思想却未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关于明清实学思潮的研究论著虽多,但陈鼓应等编《明清实学思想史》、葛荣晋编《中国实学思想史》均未论及唐顺之。美国学者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教——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派研究》及向南燕《“技艺与德岂可分两事”:唐顺之之实学及其转向的思想史意义》(《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李德锋《唐顺之“六编”编纂思想体系的解构》(《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等论著虽涉及唐氏的实学思想,但艾尔曼只论及唐顺之对晚明常州府经世话语的贡献,李文则着重指出唐氏“六编”的编纂与其实学思想之间的联系,均未涉及唐顺之实学思想与王学的关联。向文(下文的论述若涉及这篇文章,均简称“向文”)分析了唐顺之实学的特点,指出唐氏实学思想发端于阳明心学,在其40岁后发生转向,由经世致用转向性命之学,对其转向则归因于王学追求成德成圣的价值取向。基于对唐氏思想发展的考察,笔者得出了与向文不同的结论。由于上述论著对唐氏的实学特点已有翔实的论述,故本文不求论述的全面,对此不再赘述,仅针对其学术思想的转向及其与阳明心学的关联作出分析,进而揭示唐顺之在实学思想发展史上的理论贡献。 早在民国年间,唐鼎元就指出唐顺之学术路径的变化。他在《明唐荆川先生年谱》(下简称《谱》)概括道:“公二十以前专精制艺之文,故负海内盛名,为场屋圭臬。三十左右为诗古文辞,甲兵、钱谷、象纬、历算、击剑、挽强,无不习之。四十以后,专研理学。”左东岭认为,唐顺之最初接触阳明心学时,其主导思想还是程朱理学,并在嘉靖十二年至二十五年之间经历了一个汇融朱、陆的思想阶段。为方便论述唐顺之实学思想与同一时期朱、王之学之间的关联起见,拟将唐顺之的学术思想分为两个时期进行分析。 一、 唐顺之对程朱学的重视 嘉靖十二年(1533)至十四年(1535)前后,唐顺之与王慎中、陈束等同在京师,相与酬唱。李开先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有《九子诗》,分咏罗洪先、唐顺之、王慎中、吕高等九人,他说:“李崆峒有九子诗,率多诗文之友,予亦有友九人焉,诗文而经济者也。勿论经济,其诗文不屑乎今而实不外乎今,不蹈乎古而实不远乎古,有可掩前九子者焉。”这条材料为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采用,以表彰八才子逾越前七子的“实学”。其曰:“嘉靖末,王、李诸人号为七才子,八才子之名遂为所掩。然而八才子者,通经史、谙世务,往往为通儒魁士,以实学有闻,以后七子方之,则瞠乎其后矣。” 嘉靖十四年之后,他们因政治挫折而相继离开京师。唐顺之经世致用的热情并未因此而消减。《谱》云:“三十左右为诗古文辞,甲兵、钱谷、象纬、历算、击剑、挽强,无不习之。”三十左右即嘉靖十五年(1536)前后,唐顺之仍热衷经世之学。 据《谱》可知,在嘉靖十一年(1532),唐顺之初识王畿。“王畿廷对第进士,寓京师。公与晤,尽叩阳明之说。自是与罗洪先弥笃志圣贤之学矣。”嘉靖十五年(1536),王心斋、王龙溪相约来访。此时,唐顺之对心学思想已有一定的了解,但仍以程朱理学为主导思想。前引《谱》云:“公二十以前专精制艺之文。”20岁以前,即嘉靖五年(1526)以前,唐顺之对程朱之学已有一定的认识。到了嘉靖十五年(1536),唐顺之与万吉订交。万吉其人刻励朱子之学。两人“每一会晤,必有激发,恨相见之晚,然论书辞谈道理必反复质正,不苟为同”。万吉遣其子师从唐氏。是时,唐氏“收纳弟子课章句时艺外,严析义利之辨”,“治学虽主宋儒,然犹参之汉注”。同年,在《与王尧衢书》中谈及研讨程朱理学的心得。其曰: 于是取程朱诸先生之书,降心而读焉。初未尝觉其好也。读之半月矣,乃知其旨味隽永,字字发明古圣贤之蕴,凡天地间至精至妙之理,更无一闲句闲语。 作于次年的《与王南江》一文中,唐顺之更是对“存天理,去人欲”的理论观点深表赞同。曰: 人心存亡,不过天理人欲之消长。而理欲消长之几,不过迷悟两字。然非努力聚气,决死一战,则必不能悟。 若说嘉靖五年(1526)以前,唐顺之主要是为了举业而研究朱学,那么,到了嘉靖十五年(1536)前后,唐顺之无疑加深了对程朱理学的理解,并深为信服。前文已论及,自嘉靖十二年(1533)至十五年(1536)前后,唐氏好尚经世之学。而此时,他的主导思想仍是程朱理学。可见,他的实学思想的发生与阳明心学并无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