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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形成的历史考察论北方移民所携农业技术与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 在中国古代历史学的许多研究中，这项工作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一个需要重新审查和重新研究的重要问题。 北方移民南下,为南方带来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并促进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这一命题在获得学术界认同之后,又变成社会大众的通识,而从学术研究到普世教育起重要作用的是各种版本中国通史。紧跟这一命题,无论中国通史的作者,还是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均展开了相应的论述,总结这些研究,可归纳为以下几点:1.用主要篇幅说明伴随北方移民南下,南北方经济指标的变化,如人口、地亩、赋税、漕运物资等等1;2.论述这一时期南方的农业生产工具、水利设施等对于提升农业生产水平起决定作用的硬件有了明显改变;3.丘陵山区开发与多种经济作物种植增加了南方的财富;4.北方在人口南移的同时不断遭受战乱与灾害的打击,农业生产表现出停滞,进而加大了南北地区的经济反差。无疑,上述研究对于认识北方移民南下与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但也必须指出,这些研究存在很大缺憾。在传统经济“农为本”的背景下,农业以及农业中的粮食生产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始终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因此古代经济重心首先是农业生产重心2、粮食生产重心3。农业与粮食生产的发展是江南地区步入全国经济重心的第一步,只有具备了这一基础,经济作物与商业、手工业才能因此而获得发展,正是这样的原因探讨移民南下与经济重心南移的核心问题在于粮食生产,若忽视粮食生产而讨论经济重心南移,其论述的结果必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受自然环境限制,南方各地平原始终是主要粮食生产地,就经济地位与社会意义而言,丘陵山区的多种经营与平原地区的经济作物均是粮食生产的依附者,这些作物的发展建立在粮食生产进步的前提下,即后者是前者存在的基础;而铸造、铁器、工具、水利均服务于农业生产,这些领域技术进步目的在于农业,却不是农业。 既然经济重心就是农业生产重心、粮食生产重心,那么以农业生产为本,以粮食作物为核心,北方人究竟为南方带来了什么样的先进农业生产技术?日本学者西嶋定生《中国经济史研究》对这一问题作出重要贡献,很多年前在西嶋定生观点的基础上,我开始思考这一问题,直到近年从事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的研究,对中国历代农业空间变化全面探讨中才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本文以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为核心,重点研究了北方移民携带的农业技术以及在农业生产、人地关系影响下经济重心的地区所在与形成时间。 进入论述之前,一个问题需要明确,即古代经济重心所在地的标识。郑学檬、程民生均认为经济重心应具备三方面条件,可概括为经济发展的领先性、可持续性与人口集中性,其中“区域经济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超过其他地区,其地位具有全国的带动作用,代表着经济发展的高度和方向”是两位学者的共识4。这意味着经济重心应具备生产品数量与生产技术均高于其他地方的属性,在这一基础上不仅养活高密度的自身人口,且仍有大量农产品外运。已有研究多将南移后的中国古代经济重心视作长江流域,甚至包括闽福、岭南地区在内的整个南方,但历史文献提供的经济指标显示,真正具有经济重心地位的区域仅限于江南地区,即太湖平原与长江三角洲地带,因此这一区域既是本文界定的经济重心所在区域,也是论述的核心。 一 北方移民专意耕作的阶段 论及这一问题之前,需要提及王大建等撰写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原因再探讨》,虽然文中涉及的北方农业技术与环境等问题需要从科学角度进行再诠释,但“北国与南土,环境各殊……惯于旱地作业的北方人,在那片泽国水乡上,往往显得无所适从……他们来到这里,按北方传统种植习惯,种麦种谷,使水稻生产受到冲击”5却是我基本赞同的观点,但北方移民没有永远停留在无所适从且专意旱地作物的阶段,对此我在《中国历史农业地理》中给予全面论述6,在此不再赘述。 由于北方移民,即这部分进入江南的劳动力最初不善于水田耕作,而江南水乡的环境特点也不允许大量劳动力长期游离于水田耕作之外,正是这一原因,本文论述的北方移民所携农业技术与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不是研究北方人擅长的旱地技术,而是将重点放在水田以及水稻、旱作间的轮作。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从北方移向江南与北方移民携带的农业技术有直接关联,而这项技术不在于旱地农业,却与水田相关,从易田制到土地连作是北方南下移民改变江南地区粗放农业作出的第一个贡献。 (一) 火耕水蚤耕地生物学特性 历史自然地理与第四纪地质学的研究成果显示,人类历史早期长江下游地区是典型的水乡泽国,适应水乡地理环境,早在史前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就出现了栽培稻,并成为世界水稻起源地之一,时至汉代“饭稻羹鱼”成为江南一带代表性的经济生活方式。但江南地区久远的水稻种植历史仅是环境适应的结果,并不说明农业技术水平先进,地广人稀与水乡的环境障碍必然导致农业技术粗放。《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