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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排放市场的发展与制约因素 20世纪50年代末，科学家开始关注和研究世界气候变化与温室气体之间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初，所有国家的科学、工业和政府都必须意识到，向全球温室排放的气体是引起世界转型的主要原因。为了寻求在全球范围内采取有效措施减缓气候变暖过程,1992年6月,国际社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12月,又通过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议定书规定41个发达国家(附件1国家)承担控制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法定义务,即:每个国家在2008～2012年内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从1990年水平平均减少5.2%。为了实现温室气体减排成本的最小化,《京都议定书》允许附件I国家运用下列3种“灵活”机制来帮助完成它们的温室气体减排任务。这3种“灵活”机制即:国际排污权交易(ET)——允许附件I国家之间进行排放许可(称作排放限额单位,AAUs)交易;联合履约(JI)——允许附件I国家之间互相购买因实施项目而获得的排放补偿信用(称作减排单位,ERUs);清洁发展机制(CDM)——允许附件I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实施项目并获得排放补偿信用(称作已认证的减排,CERs)。可以说,以上3种“灵活”机制是国际温室气体排放交易市场1的法律基础和理论框架。 森林碳汇市场是温室气体排放交易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和演进过程与温室气体排放市场的发展联系紧密,两者的发展虽不同步,但是,森林碳汇市场通常具有与温室气体排放市场相似的特征,并受其影响。因此,首先对温室气体的形成及其特征进行简要的描述和概括。 1 温室气体排放市场的现状 1.1排放交易市场的形成 《京都议定书》规定了附件I国家温室气体的排放限额,对各国温室气体的排放进行总量控制。在没有更加经济有效的能源和技术代替温室气体的主要制造者——化石燃料的条件下,温室气体排放权可能使受到减排限制的国家能源利用受限,减排成本高,造成经济增长潜力衰退。因此,为帮助这些国家降低减排成本,《京都议定书》允许采取上述3种“灵活”机制,建立国际减排交易体系。即那些具有较低减排边际成本的国家可以把多余的减排量和减排边际成本更高的国家通过市场进行交易,直到各国的边际减排成本相等。这样,附件I国家一方面可以在国内进行温室气体减排活动,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既定配额下从国外购买排放权,于是排放权逐渐被“商品化”了。一旦这种排放权被分配给承担减排责任的企业,企业为寻求成本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就要在上述2种方法中进行选择。如果各国都愿意遵守公约的精神及批准《京都议定书》,温室气体排放权就成为稀缺物品,并逐渐演变为一种有价值的商品,市场供求将赋予它一定的价格并进行交易。1.2两种市场机制 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在实现温室气体减排过程中,先后出现了以项目为基础的碳信用交易和排放许可证交易2种市场机制。 碳排放许可证交易机制要求产生温室气体排放的企业拥有与其排放水平等量的排放许可证,企业任何多余的排放许可证都能够在公开市场上进行交易;以项目为基础的碳信用交易机制往往是企业自发进行的并且先于排放许可证市场开展的市场体系。从项目中获得的碳信用必须满足不同的许可证市场的特定要求,才能与相适应的排放许可证充分交换并在碳排放交易市场上进行交易活动。本来,这2种市场机制虽具有明显差别,却是联系相当紧密的机制。但是,直至现在,两者仍然是基本割裂的市场,没有形成完整的相互联系的市场体系。 1.3温室气体排放市场的主要特征 1.3.1 市场规模急剧膨胀 Natsource和世界银行在其最新的报告中指出:温室气体交易活动迅猛增加。据Natsource估计,1996～2001年5年间的交易量为5 500万t,2001～2002年6月交易量达到4 000万t。到2003年,截至11月份交易量就达到7000万t CO2当量。其中,以项目为基础的交易数量占其总数的95%以上。 1.3.2 私人公司踊跃参与 因京都协定强制实施期限越来越近以及各国“限额和交易”体系的开展,私人公司受到越来越大的调整压力。由世界著名大公司组成的全球气候联盟是一个反对《京都议定书》的强大工业集团。但从1997年英国石油公司(BP)宣布退出全球气候联盟起,杜邦公司、壳牌石油公司、福特汽车公司、戴姆勒-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相继退出。这些公司转而自愿对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做出承诺,且其指标大大超过《京都议定书》的规定,如杜邦公司计划将温室气体排放量从1990年的水平降低65%,BP和壳牌公司则在公司内部建立了碳交易体系。 1.3.3 发展中国家正成为主要的卖方市场 在1996～2000年期间,大部分碳交易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尤其是美国和加拿大。但是,最近几年这种状况发生了很大改变。转轨国家和发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