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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权交易与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工业化后，随着大规模机械化生产活动的增加，温室内的气体浓度迅速增加。自1750年以来,大气中的CO2浓度增加了31%,过去20年的CO2浓度的增加率保持在每年1.5 ppm (0.4%),到了20世纪90年代,年增加率在0.9 ppm在2.8 ppm之间。这样惊人的增加率已经加速了地球变暖的进程,从而导致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越来越明显,引发了一系列资源和环境问题。针对二氧化碳排放量倍增下全球气候变化造成的可能影响,各国学者提出控制CO2排放。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要求各国共同采取措施,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保护全球的环境和气候。因此气候保护的政策研究已成为当今世界的热点问题。 1 国际合作与减排机制 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是全球人类努力保护地球环境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里程碑,它标志着各国政府第一次考虑接受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限控或减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京都议定书另一个开创性的突破就是它建立了一系列旨在削减温室气体减缓成本的、创新性的合作机制。在地球上任何地方实现的温室气体减排对全球气候变化产生的作用都是一样的,按照经济学原理,为了以最小的成本实现最大的温室气体减排量,人类应该把温室气体减排活动安排在减排成本最低的地方。因此,京都议定书建立了三种基于市场机制的、旨在成功有效地实现减排目标的国际合作减排机制。一是国际排放贸易(IET,International Emission Trade):允许附件Ⅰ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之间相互转让它们的部分“容许的排放量”(“排放配额单位”);二是联合履行机制(JI,Jointly Implemented):允许附件Ⅰ国家从其在其他工业化国家的投资项目产生的减排量中获取减排信用,实际结果相当于工业化国家之间转让了同等量的“减排单位”;三是清洁发展机制(CDM,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允许附件Ⅰ国家的投资者从其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减排项目中获取“经核证的减排量”(CERs)。即允许附件Ⅰ国家出资支持无减排义务的国家通过工业技术改造、造林等活动,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并抵顶附件Ⅰ国家的减排指标,这也是《京都议定书》中唯一涉及到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机制。 《京都议定书》中所提出的三种灵活机制都涉及到不同国家之间的碳排放权交易,它们是实现减缓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重要机制,它可以给予各国在温室气体减排投资费用上的灵活性,从而实现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费用的有效性分配。这些合作机制给予了附件Ⅰ国家及其私人经济实体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只要减排成本最低——实施温室气体减排项目的选择机会,这些产生的减排量可以用于抵减投资方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从而有助于工业化国家(附件Ⅰ国家)通过在其他国家而不是本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减排量,从而降低附件Ⅰ国家实现其排放目标的成本。这些合作机制借助于减排项目的全球配置机理能够刺激国际投资,并为全世界各个国家实现“更清洁”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施手段。 2 国家层面的共同应对 各国初始碳排放权的合理配置是国际碳排放权交易的前提。通过削减CO2排放量来减缓全球气候变化需要巨额的支出,这远远超过了一个国家或一小部分国家的承受能力,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当前,世界各国一方面担心气候变化带来的巨大危害,要求尽快采取共同行动来减少总的CO2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但另一方面也都想较多地占有排放资源,扩大本国的碳排放空间,维护本国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各国都十分关注初始碳排放权的分配,对其的分配机制目前还没有达成共识,这一问题也是未来几次缔约方大会所要讨论的重要议题。 2.1 过渡性平等主义分配模型 在碳权排放模型方面,国外已有许多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比较著名的分配模型有四大类: 第一类是平等人均权利模型。它是最为广泛引用的模型,它建立在平等主义原则之上,认为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有平等分配地球上的大气资源的权利。这类模型根据采用的时间和人口基准的不同可分为三种:一是当代人平等权利方法,如Grubb(1989,1991),Bertram(1989,1992),Epstein & Gupta(1990),Agarwal & Narain(1991)等;二是世代公平模型,代表者有Fujii(1990),Ghosh(1991),Meyer(1992);三是过渡性平等主义分配模型,主要有Welsch(1993),Contract & Convergence(GWI,1996),Byrne,Wang,Lec,& Kim(1998)。 第二类是自然债务模型。该模型是由Smith,Swisher和Ahuja(1993)提出。他们认为全球减排温室气体的谈判必须考虑一个国家能够支付的可用资源。整体支付义务必须同时结合伦理问题和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