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象的话语实践《纽约时报》十年涉华报道的批判话语分析.docx

? ? 国家形象的话语实践 《纽约时报》十年涉华报道的批判话语分析 ? ? 　　【】G210 　　 【】A 　　在全球性联系日趋密切并整个世界日益呈现“扁平化”特征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层次经由媒介镜像的折射和建构而不断延展，其中，主流新闻媒体对国际事务的报道尤其丰富了本国民众对外部世界的想象。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他国民众对本国国家形象的感知在构筑国与国关系的问题上意义重大。我们有必要在既往对美国媒介所呈现的中国国家形象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超越一般性的对国家形象进行特点描述和原因分析的维度，而以后结构主义的视角研究美国新闻文本镜像下的新闻话语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话语操演行为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实践。 　　一、话语理论视域下的国家形象 　　对国外媒体报道塑造的中国国家形象的研究是近年来媒介与传播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议题，出产了相当数量的相关研究和著作。通过梳理研究后发现，现有关于美国新闻报道中中国国家形象的研究主要存在共时性和历时性两种维度。从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选择的对应关系上看，现有的研究存在一定的规律性特点——一些学者倾向于使用框架理论、建构理论或定量研究的方法从内容或文本变迁的视角（即历时性维度）来研究相关新闻文本，而对于从共时性维度展开的研究来说，批判话语分析则成了许多学者青睐的研究方法。 　　然而现有研究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与不足： 　　第一，从共时性维度出发的研究主要关注西方媒体对某一具体议题或事件的报道，但这种视角下的研究往往只能对某一具体问题做出较为深入的阐释和挖掘，此类研究可能对当时发生的事件或存在于彼时彼刻的中国国家形象具有较强的阐释力，然而，其结论难以上升到理论的层面，即通过对非历史现象的研究无法得出历史的结论。 　　第二，从历时性的维度展开的研究往往选取不少于三年的时间跨度，从而使新闻文本的内在连贯性和逻辑性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共时性研究的缺陷。但现有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多采用内容分析法，主要以量化统计和原因归纳的方式对西方媒体涉华报道的内容做出基本的描述，至于媒体对国家形象建构的深层逻辑，则往往较为疏忽，其所秉持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应激反应式的研究逻辑，也容易将“形象”（image）和“建构”（construction）这样内涵极为丰富和复杂的概念简单化。 　　第三，现有研究的理论来源主要以建构主义理论和框架理论为主，且一些研究已经出现了重复性和同质化的倾向。通过检索近年来的相关研究不难发现，涉及媒介与国家形象的问题几乎都有建构主义和框架理论的身影，一些论文甚至只是简单地改变了研究对象媒体或只是选择的媒介议题不同，然而在理论的使用和对问题的阐释方式上几乎雷同。理论使用的单一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关于国家形象的研究陷入了一种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窘境。甚至在一些研究中，理论的使用与国家形象研究之间的逻辑关联性较弱，存在着为了使用理论而使用理论的局促感。将建构主义或框架理论视为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公式，再以机械的套公式方法来考察层次和肌理均很丰富的媒介与国家形象之关系的现象，折射出该领域研究想象力枯竭和解释力困乏的现状。 　　本研究所采用的视角主要是后结构主义，试图借助话语权力、话语操演等理论概念进行分析。 　　在米歇尔·福柯看来，话语乃是“系统地构成了人类言说对象的实践”[1]，作为一种“知识体”而存在的话语囊括了一系列法则与规范，这些法则与规范支配着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特定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通常，话语通过三种途径发挥作用，分别是赋权、限制和建构[2]。 　　从福柯的话语理论出发，我们可以获得重新认识媒介化国家形象的一些启示，即，媒介中的国家形象在现实世界里并没有一个天然存在的、可被媒介再现的明确对象，“国家形象”这一概念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媒涉华新闻报道在其话语实践中对“中国”这一言说对象进行赋权、限制和建构的结果。这些报道的受众所获得的关于中国国家形象的各种“知识”也是在潜藏着复杂权力关系的话语实践中生成的，福柯曾指出知识是由话语生产出的并始终作为权力的武器，在话语中知识和权力相互交织结为一体。 　　正如福柯所说，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权力是一种消极力量，同时也不能将权力视为否定、压抑和拒绝的代名词，“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停止用种种消极的语汇来描述权力，‘排斥’、‘抑制’、‘掩饰’、‘隐瞒’等等，事实上，权力是生产性的，其生产了作为一种客体而存在的领域，也生产了种种关于真理的仪式”[3]。从这一观点出发，言说中国的话语在发挥传递和强化权力关系的同时，也在整个公共话语空间中对言说中国国家形象的话语权力进行揭露、反抗和批判，其结果是中国国家形象的话语体系始终处在流动的、不稳定的变动中。美国主流新闻媒体关于“中国”的话语实践从来不遵循某种非黑即白的简单逻辑，而是在一种复杂的和语境化的过程中勾勒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