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与中国乡村振兴基于乡村建设理论视角的实证分析.docxVIP

? ? 城镇化与中国乡村振兴 基于乡村建设理论视角的实证分析 ? ? 　　中国正处于加速城镇化的进程中，城镇人口比重从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14年的54.77%，达到世界平均城镇化水平，但相对于一些发达国家超过80%的城镇化发展水平来说，中国的城镇化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三十多年经济增长的奇迹就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相互促进发展的过程，城镇化被认为是解决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严峻挑战的重要出路，在2030年前实现80%的城镇化率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民族复兴至关重要(万广华，2013)。城镇化通过要素积累、需求集中、分工和专业化途径(孙祁祥等,2013)，以及消费刺激、投资拉动、产业优化、创新激励等机制促进经济增长(蒋冠等，2014)，并对农民的收入具有促进效应(王鹏飞等，2013)。城镇化为乡村发展提供了分配效应、后向关联效应、非农就业效应和土地价格效应(Cali等，2013；Thanh等，2015)。特别是以新型城镇化为代表的内涵式城镇化模式强调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业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等基本特征，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在新型城镇化的视角下，乡村的产业非农化和就地城镇化发展是当前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 　　在大量城镇化领域的研究成果中，较多文献关注了地区和区域的城镇化水平与程度的度量，如叶裕民(2001)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口现代化三个角度构建了城市现代化指标体系；朱洪祥(2007)将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归结为城镇化发展的动力因子、公平因子、质量因子和集约因子四个方面。城镇化已经突破单一的人口指标限制，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地区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综合反映。近年来也有一些研究关注到乡村的城镇化问题，如一些村庄依托乡村地理和资源优势主动发展非农产业以实现城镇化，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和晋江模式等都属于这种方式。以互联网为依托发展起来的电子商务村庄(又名“淘宝村”)尤其引起关注(罗震东等，2017)。相比于一些村庄的被动城镇化，这类村庄体现出跃迁的就业非农化、全面的生活现代化与集约的空间城镇化等主动的、内源性特征，通过“人的城镇化”带动“空间城镇化”，实现了农民福利的正增长，带动了乡村发展的活力(罗震东等，2017)。城镇化确实为乡村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和机遇。 　　城镇化同时也对乡村发展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在粗放式城镇化模式下，乡村的土地、人口等主要生产要素以及乡村自然和文化资源等快速地被城镇化进程所吸纳，成为城镇化发展的主要资本。城镇扩展对乡村环境、资源和生态造成巨大压力(贺雪峰，2008；温铁军等，2007)，城镇化影响下的一些乡村呈现出“有流动无发展、有流动无突破和有流动无安宁”的空心化和失衡性(徐勇，2000)。中国乡村治理也因城镇化发展和农民外出打工而变得复杂，“乡村性”正在削弱，转而呈现出更多的“城镇性”(吴业苗，2017)。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历来被视为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近年来社会主义新农村、美丽乡村建设和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说明“三农”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当前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在城镇化还存在广大发展空间以及乡村迫切需要实现发展的现实背景下，乡村振兴战略首先需要回答的就是城镇化对乡村发展究竟产生了何种形式与何种程度的影响，以及如何描述这种影响的产生机制与过程。基于以上问题，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14)，从乡村建设的角度对中国的乡村发展水平进行实证评估，并考察了不同的城镇化路径和水平对中国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与机制问题。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设计 　　(一)乡村建设理论与乡村发展指标体系 　　中国近百年来并不缺乏乡村振兴的实际行动。早在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等人的经典乡村建设理论认为要把乡村组织起来以谋取乡村的发达，通过全国乡村运动的大联合实现改造中国。乡村建设理论是中国现代史上主张以乡村教育、改造、建设来解决中国的出路和前途问题的一整套理论体系和实践指南。晏阳初评价当时中国农民有四个毛病：贫、愚、弱、私，试图通过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进行医治。梁漱溟则认为乡村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的改革和建设运动，应当从乡村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和组织等多个维度出发推行系统性建设，实现乡村各方面的相互补充和协调发展。乡村建设理论强调农民的自治、自教、自卫和自救主张，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乡村建设理论发展成为理论指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为中国社会的改造提供一整套较为可行的方案。以梁漱溟和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理论是一种后发国家的“内源性”发展方案，这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知识分子掀起的乡村教育和乡村改造运动，是中国由传统的乡绅式乡村建设运动向现代乡村建设转变的初步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中国当前高速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