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模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docx

? ? 城市规模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 ? 　　1002-2031(2017)08-0015-07 [DOI]10.13239/j.bjsshkxy.cswt.17080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同时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1978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仅为17.92%，而到2014年已达54.77%，城市化率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是人口和经济活动集聚的特定区域，这种人口和经济的集聚会使区域内个人和企业在技术、知识、信息传递和人力资本上产生溢出效应，从而带动个体的发展、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然而，随着城市规模的快速扩张，外部成本也随之增加，进而阻碍着个体的发展和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由此可见，城市规模和劳动生产率间存在着某种非线性关系。本研究从空间角度对这种非线性关系加以研究，以期为推进城市化与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决策依据。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对城市规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城市最优规模的确定。阿隆索的城市成本—收益模型认为，城市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会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增加，但边际收益呈递减趋势，边际成本呈递增趋势，曲线交点为城市的最优规模[1]。王小鲁和夏小林利用中国600多个城市数据估计了规模收益和外部成本，指出人口在100万人至400万人之间的城市规模达到最优[2]。许抄军等从资源消耗的角度研究了最优城市发展规模，指出城市规模和资源消耗之间呈现正N型关系，且在人口为1060万人时达到最优规模[3]。张应武基于经济增长视角研究了城市最优规模，认为中国城市发展的最优规模为500万人左右，且在东部地区规模效应最为明显[4]。其二是城市规模扩大的影响效应。学者们从不同视角研究了城市规模扩大的影响。阿萨纳索普洛斯和特里安蒂斯利用欧洲的城市数据，经研究发现城市规模的增加对公共设施服务效率会产生负面影响[5]。高健和吴佩林采用GMM方法研究了城市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指出二者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6]。李佳佳利用2003-2013年281个地级市的数据，分别建立了空间计量模型和门槛模型，指出城市规模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呈N型曲线关系，并且有显著的区间效应[7]。其三是城市规模分布问题。研究城市规模分布的测量指标主要有洛伦兹曲线、基尼指数、城市首位度以及齐普夫指数等。伊顿和埃克斯坦通过比较法国和日本40个城市1876-1990年间的洛伦兹曲线，发现法国的城市规模呈现显著的平行增长模式，但日本却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平行增长模式[8]。江曼琦等分析了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的演进规律，指出城市规模分布呈现平行增长态势[9]。朱顺娟和郑伯红计算了1989年、2000年和2010年中国26个区域的基尼系数，认为中国城市规模分布整体表现出分散化趋势，且区域差异性明显[10]。邬晓霞等利用2006-2012年京津冀地区的城市常住人口数据，经研究发现该地区的城市体系为单极核式结构，首位城市北京对规模分布影响最大[11]。 　　总体看来，国内外学者对劳动生产率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以下五个视角。其一是产业结构视角。蒂莫和西尔毛伊基于传统的份额变化分析方法，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发现要素会向更具有生产能力的产业转移，从而推动生产率提高[12]。其二是资本视角。毛丰付和潘加顺将资本存量引入到城市生产函数中，指出劳均资本存量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表现出阶段性和趋势性特征[13]。彭文慧则利用1985-2009年31个中国省份的数据，经研究指出我国工业劳动生产率具有空间自相关特征，并通过空间计量的研究方法发现社会资本和经济集聚都对工业劳动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14]。其三是劳动力供给视角。汉娜和奥利娃运用局部均衡模型发现空气质量的改善增加了劳动力供给，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15]。谢凡和杨兆庆也从该角度研究了环境规制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并得到了类似结论[16]。其四是劳动力质量视角。张海峰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以师生比率衡量的教育质量每提高1个标准差，地区劳动生产率大约提高3.09%[17]。其五是外商直接投资(FDI)视角。张前荣利用内资工业部门数据，经研究指出FDI会对内资工业部门产生正向溢出效应，推动内资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及产出的增加[18]。王惠等则利用制造业的数据研究发现，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有利于改善本地企业的生产率及技术效率[19]。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关注城市规模和劳动生产率的相关关系。现有大多数研究均认为二者呈现正相关关系，即城市规模的扩大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斯维考卡斯利用美国1967年的产业数据，经回归研究发现城市规模每扩大一倍，劳动生产率大约提升5.98%[20]。而穆莫在控制资本存量的情况下，重新利用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