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OFDI与出口贸易关系及其时空差异分析.docx

? ? 我国OFDI与出口贸易关系及其时空差异分析 ? ? 　　商务部网站公布的《201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继续高速增长，创下1231.2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同比增长14.2%，自2003年以来，连续12年实现增长，年均增长速度高达37.5%。我国对外投资存量也不断扩大，较上年上升3位，位居第8，首次步入全球前10行列。与此同时，我国对外出口额近年来也屡创新高，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的报告显示，2014年我国出口额达到2.34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4.39万亿元），力压美国、德国，继续排名世界第一。 　　关于OFDI与对外贸易的关系，学术界主要有两种代表性观点，一是认为企业在海外投资、生产能避开进行贸易所产生的成本，因此OFDI与对外贸易是相互替代的关系（Mundell，1957），这一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较为流行。日本学者Kojima和Kiyoshi（1978）通过比较美国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提出了另一种观点，认为日本的OFDI主要是为了寻求东道国廉价的劳动力，并将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道国，同时建立同东道国产业链的联系，从而提升其对中间产品、生产设备等的进口需求，进而促进了母国的出口，因此二者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前一种观点所代表的投资类型被小岛清称为“美国式直接投资”，后一种则被称作“日本式直接投资”。可以看到，“美国式直接投资”主要是市场寻求型（Market seeking），而“日本式直接投资”可看作资源寻求型（Resource seeking），随着国际投资与跨国公司的发展，后续还出现了通过获取规模经济效益、转移国内过剩产能等方式提升整体经营效率的直接投资类型，称作效率寻求型（Efficiency seeking），以及为整合全球智力资源、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技术寻求型（Technology seeking）对外直接投资。 　　早期文献主要在“贸易替代”与“贸易促进”两种观点间来回争论，如Pain和Wakelin（1998）、Helpman等（2004）等支持贸易替代的观点，而Helpman和Krugman（1989）、Yamawaki（2001）等研究结论与贸易互补（促进）观点一致。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也提出二者存在权变关系，其中Head和Ries（2001）、Blonigen（2001）等人的研究表明OFDI与母国出口关系并不确定，具体要看贸易要素与非贸易要素的关系、投资方式以及投资的长、短期效应等。 　　早期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老牌工业化国家，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以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逐渐走进了研究者的视野。有关我国OFDI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以及决定因素上，比如Antkiewiczand和Whalley（2007）、Huang和Wang（2011，2013），而对我国OFDI与出口贸易关系的研究并不多。 　　国内学者立足本国国情，深入研究了我国OFDI与出口贸易的关系。张如庆（2005）运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的研究表明，进出口会影响我国的OFDI，但反向关系并不明显。王英和刘思峰（2007）采用时间序列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出口，还能优化产业结构。项本武（2009）利用我国对50国直接投资和进出口面板数据，使用面板协整模型研究得出结论，即长期中我国OFDI对出口拉动作用明显。张春萍（2012）、刘再起和谢润德（2014）、王恕立和项姣姣（2014）等学者的实证研究都表明OFDI对出口有明显贸易创造效应。 　　尽管国外相关领域研究结论存在分歧，国内学者针对我国OFDI与对外贸易关系的研究结论基本是一致的，即OFDI具有贸易创造效应，能促进我国对东道国的出口。国内早期主要采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后续则采用了信息更为丰富的面板数据，大部分研究使用的是宏观数据，也有学者开始从微观层面进行探讨（蒋冠宏、蒋殿春，2014），主流研究大多以贸易引力模型为基础展开的。如前所述，国内这一领域的研究不在少数，但这些研究普遍存在以下不足：（1）现有文献对OFDI贸易效应的刻画都是静态的，只注意到了贸易效应的国别、地区（空间上）差异，而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OFDI的贸易效应很可能也存在时间上的差异。（2）内生性问题。不少研究（张如庆，2005；胡昭玲、宋平，2012）都表明，对外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相互关系，暗示普通的回归分析可能面临着严重的内生性，许多文献都没有考虑这一问题。虽有部分文献（余官胜、杨文，2014；全诗凡、徐清，2015）试图克服这一问题，但在模型设定与分析上存在一定的不足。 　　本文与以往研究的不同之处有以下两点：第一，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上分别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