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际联系强度对城市群经济效率的影响对中国十大城市群的实证分析.docx

? ? 城际联系强度对城市群经济效率的影响 对中国十大城市群的实证分析 ? ? 　　F832 　　 A 　　 1674-8298(2018)05-0139-14 　　2006年，国家“十一五”规划首次将城市群的发展纳入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整体规划，明确提出“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2011年，国家“十二五”规划强调发挥大城市群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借此实现不同规模城市和小城镇之间的协调发展。2014年，国家出台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进一步明确指出城市群是区域甚至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来源。2016年，国家“十三五”规划出台，提出了要实现城市群一体化高效发展的命题，并再一次强调建立健全城市群协调发展机制。 　　城市群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所在，对邻近区域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日益凸显。随着人口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城市规模亦随之发生纵向以及横向的扩展，加之城市内部以及城市之间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的日趋完善，城市核心区以及腹地的边界正经历着深刻变化，逐渐形成了更大范围的要素集聚区。城市群内部各个城市之间的紧密依存和关联，使区域内生产要素的配置进一步得到优化，实现了区域内城市在产业分工和要素禀赋上的互补，进而更加充分地发挥单个城市的比较优势，使集聚经济的范围得以扩大，集聚经济的好处延伸到邻近城市，最终使得城市群发挥更大更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检验城际联系强度是否对提升城市群整体经济效率具有积极的作用，其结论对于中国城市群未来发展规划和建设实践，具有明显的借鉴意义。 　　二、文献回顾 　　(一)城市群的经济效率、影响因素及其测度 　　经济效率被定义为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当以最小的投入实现既定的产出或以既定的投入实现最大的产出时，资源运用就是高效率的(Coelli et al.，2005)[1]。城市群经济效率是在城市群的层面考察其资源运用有效程度，即城市群区域范围内的投入产出效率。 　　学术界各领域的学者广泛关注有关城市和城市群经济效率的研究议题。新经济地理学以城市的集聚经济为研究切入点(Ottaviano和Puga，1998[2]；Fujita和Mori，2005[3])，城市经济学则注重从城市土地利用的最优空间结构角度探索提升城市经济效率的途径(Wheaton，1998[4]；Scott，1995[5])。此外，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效率与人力资本密切相关，城市经济的快速增长通常可归因于高质量的劳动力资源(Lucas，1988[6]；Romer，1989[7]；Grossman和Helpman，2014[8])。 　　全要素生产率(TFP)是描述经济效率最常用的指标。测度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参数方法，该方法需要设定模型的具体生产函数形式，采用一定的数理统计手段，以随机前沿分析(SFA)为代表；另一类是非参数方法，此类方法无需设定模型的具体函数形式，而是借助数学规划手段进行分析，以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最为典型。 　　(二)城际联系与城市群经济效率的相关研究综述 　　有关经济集聚所带来的正负外部性的讨论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已有研究揭示出了多种集聚经济的来源。就城市经济而言，规模、密度以及城市内部产业构成的多样性均会为企业和家庭带来一定的好处，即企业可以借此降低生产成本或增加产出，而家庭则可以获得更高的效用。相对于规模较小的城市而言，大城市能够提供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更加便利的公共服务、更加专业化的商业服务以及更具规模化的中间产品和人力资源市场，这些特征更有利于形成供求之间的匹配，提供更理想的消费环境(Van Oort，2004)[9]。此外，大学、科研院所以及其他知识创造性机构更有可能存在于大城市，这无疑有助于新思想的形成、复制和重组(Jacobs，1969[10]；Glaeser和Kahn，2003[11])。大城市所拥有的多样化产业构成，为这些新思想的传递与交流，及其跨产业应用创造了绝佳的机会，也为这些新思想的市场化成果提供了稳定的市场需求(Frenken et al.，2007)[12]。 　　Duranton和Puga(2003)[13]、Puga(2010)[14]曾指出，位于城市区域的企业和家庭之所以能够享受到集聚经济的好处，主要通过资源共享、要素匹配和知识学习等三种途径。(1)城市中大量的企业和家庭，在区位分布上相对密集，为资源共享提供了便利条件。特别是对那些必须依托一定规模以上的人口或经济活动才足以支撑其存在的市场而言，情况更是如此；(2)通常存在于城市区域的大规模的生产要素市场，使区域内资源配置的速度和质量均优于非城市区域；(3)新知识的产生、积累、传播和扩散，极度依赖于人们的正式以及非正式的面对面交流，而这是城市区域内企业和家庭拥有的得天独厚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