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下的产业驱动机制.docx

? ? 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下的产业驱动机制 ? ? 　　 产业结构高度化是这样一个过程：原有要素和资源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产业部门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产业部门转移，新增的要素和资源也被配置到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产业部门，以此使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产业部门的份额不断增加，不同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共同提高。有学者利用非线性回归方法对1850～2001年德国经济周期进行分析，发现三次产业由于各自生产率的差异，使资源(特别是劳动力)不断从低效率产业向高效率产业转移(Dietrich Krüger，2010)。 　　 钱纳里等(Chenery et al，1977，1986)、赛尔奎因(Syrquin，1984)用计量方法和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建构了工业化进程中经济结构变迁的标准模型，为后续分析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提供了思路。20世纪90年代以来，Fagerberg(2000)、Tim-mar(2000)和Peneder(2003)等尝试用新的方法测度在东亚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学者分析印度1951～2007年时间序列发现，1988年前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格兰杰因果关系，而1988年之后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显示出明显的格兰杰因果关系(Cortuk Singh，2011)。该类研究表明，产业结构达到一定高度时会通过结构效应影响经济增长。 　　 国内不少学者(刘伟、张辉，2008)验证了产业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确认了产业变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张军等(2009)系统地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分解来研究工业行业结构调整对要素效率变化起到的主导作用。林毅夫(Justin Yifu Lin，2011)从三个方面对结构经济学进行了思考：首先，经济结构的要素禀赋会从发展的一个阶段上升到另一个阶段；其次，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是从低收入的农业经济到高收入的工业经济连续变化中的一个点；最后，在每一个发展阶段市场都是资源有效分配的基础性机制。干春晖等(2011)在测度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基础上，构建了关于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计量经济模型，探讨了二者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这些研究确认了产业结构变迁和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而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迁之外的微观行业变化情况，则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一、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 　　 基于刘伟等(2008)的研究，产业结构高度指标包括两个部分：比例关系和劳动生产率。本文将比例关系和劳动生产率的乘积作为产业结构高度的测度指标，即产业结构高度H为： 　　 　　 其中，是t时间内产业i的产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是t时间内产业i的劳动生产率。一般说来，劳动生产率是一个有量纲的数值，而产业的产值比重则是一个没有量纲的数值。因此，将劳动生产率标准化为： 　　 　　 其中，是经济体N中标准化的产业i的劳动生产率，是工业化完成时产业i的劳动生产率，是工业化开始时产业i的劳动生产率，是原始的、直接计算的产业i的劳动生产率，其公式为，即产业i的增加值与就业人数的比值。当H=0时，经济体N开始进入工业化初步阶段，而当H=1时表明经济体N完成了工业化，也就是说经济体N的产业结构高度值越接近1，其距离完成工业化的目标越近。 　　 刘伟等(2008)基于钱纳里(1986)的经济阶段划分标准结构模型，利用2005年数据①通过对产业结构高度的国际比较发现，产业结构高度的演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呈现明显的相关性，发达经济体的产业结构高度显著地大于1，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高度显著地低于1。从时间维度上，1985年前我国整体产业结构高度小于零，该阶段我国经济总体仍然处于工业化起飞前的准备阶段；1985～1997年我国进入工业化初步阶段，产业结构高度一直稳步推进；1998年后，我国工业化进程进入加速阶段。1998年前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年均提升约为0.6个百分点，1998年之后年均提升约为3.9个百分点。 　　 本文在原方法的基础上，将产业结构高度的计算延伸到了2014年②。结果显示2005年后，产业结构高度的年均增速达到5％以上，另外，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已经达到了钱纳里1986年给定的基准假设(49441万/人)。进一步论证了原文的结论：(1)中国处于工业化加速阶段，产业结构高度的提升不断加快；(2)若以不变价增加值计算，第二产业从规模和劳动生产率上，仍然是主导产业。 　　 二、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中的主导产业群演进 　　 对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研究发现(张辉，2009；陈和、隋广军，2010；张辉、任抒杨，2010)：无论是全国还是地方经济，在产业结构高度化加速进程中，都受到几大主导产业的推动。本文从投入产出分析出发，界定驱动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主导产业群。 　　 产业关联效应指标是界定主导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