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青年的社会信心现状及其影响因素.docx

? ? 城市青年的社会信心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 ?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 　　 “社会信心”指的是人们基于现实生活状况的认知而对未来一段时间内自我与社会发展前景的预期以及由此引发的行为意向的综合评价和反映(丛玉飞，2013)。它所体现的是社会成员对自身与社会未来发展的态度、意见和预期，是重要的舆情风向标(王丽萍，2007)。就基本内容而言，它至少包括对个人发展机会等“个体事项”的信心、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等“社会事项”的信心两个层面(张彦等，2015)。良好的社会信心对一个社会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进入改革“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当代中国而言，开展社会信心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与理论意义。目前我国正处于“欣欣向荣”与“严峻挑战”并存的时期(李汉林、魏钦恭，2013：197)。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使得综合国力和百姓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另一方面，我国正在步入一个发展的关键期和矛盾的凸显期。在一个压缩的时空范围内，一些社会问题在短期内以加速方式集中爆发出来，使社会的系统性风险加大、脆弱性加剧，面临严峻挑战。而现代社会发达的传播媒介(尤其是自媒体)也加速了“负能量”和负面情绪的扩散与蔓延。一些学者指出：社会成员的信心危机可能会导致社会缺乏生机活力乃至社会凝聚力的下降。倘若放任形势恶化，可能会形成负向集体意识，甚至酿成社会结构性怨恨心态和深层次的社会危机(朱力，2013)。 　　 在所有社会成员中，充满朝气和活力的青年群体的社会信心状况具有特殊的指向意义。青年群体是社会的未来和国家的希望，青年群体的社会信心如何，在很大程度上指示了整个社会的未来发展前景。在越来越多农村青年人口进入城市谋职的背景下，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青年群体(包括外来青年人口)已经成为当代中国青年群体的主体力量。城市青年群体正处于人生发展阶段，面临着多种人生任务的交汇，加上激烈的职场竞争、快节奏的生活以及多重来源的压力，使得他们不少人对未来的发展预期充满迷茫乃至悲观情绪，甚至有部分青年出现了不容忽视的信心危机。 　　 不过，在既有研究中，学者更多的是关注当前人们在个别领域的主观态度(幸福感、安全感、满意度、信任感、公平感等)，而较少直接聚焦指向未来的“信心”问题。即使偶有涉及，也主要是探讨“认知信心”、“消费信心”、“就业信心”等单一维度及其产生机制(张彦等，2015)。在更一般的意义上，预示个体与社会未来发展前景预期的“社会信心”问题似乎一直不受重视。目前，少量关于“社会信心”问题的讨论基本上是定性描述取向的，而比较缺乏定量取向的系统研究。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城市青年的社会信心水平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对社会信心的影响机制的探讨，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社会信心的基本模式与产生过程，并且可以为公共政策提供启示。遗憾的是，目前也仅有少量研究触及这一议题。而且，仅有的这些研究也更多关注的是社会经济地位对社会信心的影响，而较少探讨社会资本与相对剥夺体验等对未来信心预期的意义(刘欣，2002；丛玉飞，2013；雷开春，2015；张彦等，2015)。因此，关于城市青年社会信心影响机制的既有研究很可能是不充分和不完整的。就本质而言，人们的社会信心不仅取决于当前的客观阶层地位，而且也受到社会资本(网络、支持、凝聚力等)与相对剥夺体验(sens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的影响。据此，本研究提出影响城市青年社会信心的三个理论模型：“阶层地位模型”、“社会资本模型”和“相对剥夺体验模型”。但它们对社会信心的不同维度的影响有所差异。具体如下： 　　 首先，受教育水平、职业地位、经济收入、房产拥有情况等当前阶层地位构成了城市青年未来个体事项信心的客观基础，但它们对社会事项的信心度水平不具有重要影响(张彦等，2015)。社会流动研究显示：人们的地位流动过程往往是“渐进式”的，而不是“跳跃式”的(钱民辉、陈旭峰，2014)。比如，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财富积累都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现实中“一夜暴富”的人往往是极少的。从人生历程来看，当前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乃是未来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起点和基础(李汉林、魏钦恭，2013：184-185)。具体而言，受教育程度较高、收入水平较高、职业等级较高以及购有商品住房的城市青年，意味着当前的阶层地位较高(即起点较高)，通常，他们对个体未来发展的预期和信心也相对较高。相反，现实中客观阶层地位较低的城市青年(即起点较低)，在突破地位和阶层壁垒方面会遇到更多障碍，因此也会抑制他们对个体未来发展的预期和信心。但是，对于社会事项的发展信心而言，个体的客观阶层地位并不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无论是较高或较低阶层地位的城市青年，都有可能对未来社会整体的发展前景产生积极或消极的预判。这构成了本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