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开元官寺敕令的执行及其意义.docx

? ? 唐玄宗开元官寺敕令的执行及其意义 ? ? 　　DOI：10.16382/j.cnki.1000-5579.2019.01.016 　　一 问题的提出 　　开元二十六年(738)六月一日，唐玄宗敕令两京天下诸州设立开元官寺。这是唐代继高宗乾封元年(666)、武瞾天授元年(690)、中宗神龙元年(705)之后，第四次设立佛教宫寺①，也是唐代最后一次设立佛教官寺。开元官寺设立之后，唐代地方诸州的佛教官寺地位由中宗时期的龙兴寺转移至新设立的开元寺，开元寺由此成为地方诸州的中心寺院，并一直延续至唐末②。 　　关于唐玄宗设立开元官寺的缘由，传世文献中保留了两个不同版本的记载，甚至还因此产生了一则流传甚广的传说③。这两个版本的记载分别见于《唐会要》卷48《寺》和卷50《杂记》，时间均为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第一个版本附于武瞾设立大云官寺的记载之后，云“天授元年十月二十九日，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至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并改为开元寺。”④以下简称“(大云寺)并改为开元寺”说。此说认为，唐玄宗所立开元官寺皆系由武周大云寺于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改额而来。第二个版本则称，“(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敕每州各以郭下定形胜观、寺，改以‘开元’为额。”⑤以下简称“每州各以郭下定形胜观、寺”说。此说认为，唐代的开元官寺系与开元官观同时设立，且均由每州选择郭下形胜佛寺和道观充当，并未提及武周大云寺。 　　那么，这两个版本的不同记载，是否均为玄宗诏敕？是否均曾得到执行？这些问题，自宋代开始已有学者关注和讨论。赵明诚即据“(大云寺)并改为开元寺”说，来解释开元十一年海州大云寺之寺额仍称大云寺而尚未被改额为开元寺的原因⑥。其后不久，袁文(1119-1190)便据黄庭坚“绍圣五年(1098)五月晦，避暑泸州大云寺”的题跋，对赵明诚所云“唐朝有大云寺，至明皇时乃改为开元寺”的立论基础提出疑问⑦。降至清代，胡聘之亦据“(大云寺)并改为开元寺”说，认为蒲州猗氏县大云寺之所以在开元二十六年未被改额为开元寺，乃系因该寺在武周时期已换回原额仁寿寺⑧。 　　现当代不少学者亦论及此问题，其观点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1)完全接受“(大云寺)并改为开元寺”说⑨，或接受赵明诚和胡聘之的意见⑩。(2)认为“(大云寺)并改为开元寺”说并非史实，或此“诏令”的执行时间存在区域差异(11)。(3)弥合两种记载之间的差异。或认为“每州各以郭下定形胜观、寺”敕令中的“寺”应即各州原有的大云寺(12)；或认为除极少数特殊情况外，绝大多数州府原有之大云寺后来均被改额为开元寺(13)。富安敦(Antonino Forte)先生则另辟蹊径，从政教关系的角度出发，提出《唐会要》卷48所记“(大云寺)并改为开元寺”说，应是唐玄宗为消除武周时期残存的宗教影响而颁下的第一道“敕令”，后来盖因受到长安大云寺僧众的抵制，长安大云寺并未被改额为开元寺，遂又颁布了“每州各以定郭下形胜观、寺”的第二道敕令。景亚鹂、田卫卫两位女史分别利用北宋建隆四年(963)《重修开元寺行廊功德碑》等资料，重新论证了唐长安开元寺的沿革及其寺址变迁，认为唐代长安开元寺确系由怀远坊大云寺改额而来(14)。然其论证的依据仍是“(大云寺)并改为开元寺”说，对“敕每州各以郭下定形胜观、寺，改以‘开元’为额”的记载则未予讨论。 　　在上述丰富的先行研究中，至少存在着两个较为明显的倾向：其一，讨论的逻辑起点多是默认《唐会要》卷48所载“(大云寺)并改为开元寺”系出玄宗诏敕；其二，论证方法上，大多是据个案或少数资料进行演绎，而非依据现存所有资料进行归纳。本文拟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现存史料中两种记载的执行情况进行归纳和分析，进而以此为基础，重新分析玄宗开元官寺敕令的意义。 　　二 “(大云寺)并改为开元寺”说辨析 　　威斯坦因已据《往五天竺国传》和《唐大和上东征传》指出，开元二十六年开元官寺设立之后，少数地方州府大云寺仍继续存在的史实(15)。这种例证法的思路虽然巧妙，但只能说明这一现象的存在，却无法回答开元二十六年之后各州府大云寺继续留存的大势和比例等问题。因此，笔者将通过爬梳现存各种文献中开元二十六年以后犹存的大云寺在目前可考大云寺中所占比重，以及沿革可考的开元寺是否均系由大云寺改额而来两个方面展开讨论。 　　需要说明的是，以目前文献的留存情况而言，本无法准确复原唐代开元二十六年以后犹存之大云寺的数量及其占目前可考唐代大云寺的比重。较为可行的做法是，将大云寺在各种文献中见于记载的时间，作为判断大云寺存在时间的依据(16)。现将开元二十六年以后诸州府犹存的大云寺列表如下。 　　 　　据上表可知，开元二十六年以后继续存在的大云寺共23例(20)，广泛分布于唐代全国各州。需要注意的是，表中所列开元二十六年以后仍见于记载的诸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