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生产的圈层共振基于建国初期读报小组的研究.docx

? ? 意义生产的“圈层共振” 基于建国初期读报小组的研究 ? ? 　　1952年10月7日下午，山西省著名的劳动模范李顺达在历时7个月的苏联访问之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长治专区平顺县西沟村。数十名西沟村民事先已经得到通知，早早集结起来，见到李顺达，立刻报以热烈的掌声。一个普通的农民能够成为全国劳动模范，并代表他们访问苏联“老大哥”，又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是这个贫困山村的非凡荣耀。 　　很快，李顺达访问苏联的口述通过记者的记录，在《山西农民》报上连载，并集结为单行本于1953年1月出版，初版发行量即达4万册之多。②在这本介绍苏联经验的小册子的自序末尾，李顺达写道：“我希望大家看了这本书，还应该在读报组或是互助组等组织里，最好把它讨论讨论，从里边学习苏联人民的先进经验，来改进咱们的工作。” 　　李顺达特别提及的“读报组”，是建国初期旨在对全社会进行政治宣传教育的“宣传网”运动的一部分。新中国建立初始，红色政权立足未稳，国民党逃往台湾时布局留下的残余力量和特务组织需一一肃清，国内信息传播渠道有限，民众知识水平普遍偏低，在农村，大部分农民是文盲。担忧美国和国民党打回来的情绪及传言在乡村散播，往往引发民众的恐慌情绪，甚至还引发了暴乱。③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与地方经济和地理状况相适应的、相对通畅和有效的信息网络，让民众能够及时了解国家的政策、措施，并根据这些措施来统一行动，成为当务之急。受到苏联宣传员、鼓动员制度的启发，中共中央决定建立宣传网制度。宣传网由宣传网、读报组、广播网和通讯员网四个网络构成，和冬学、民众教育馆、识字组、黑板报、业余剧团等多种社教形式一起，成为建国初期文化宣传和教育方面的一次重要运动。 　　作为先期建成并在后来纳入宣传网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读报小组一方面有着明确的学习目的，是“人民群众进行业余教育的良好组织”；另一方面，它具有明确的教化动机，承担着“宣传和组织的两大任务”。④如同李顺达所说，通过阅读来“学习经验”和“改进工作”，正是其目标所在。 　　从文化的路径去重新理解中国革命及其对当代社会的影响，是近年来国内外中国研究的热点之一。裴宜理在《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中指出，中国革命表面的“反文化”特征，使得革命作为一种文化的考察一直未能得到重视。但实际上，源自安源时期早期经验的“文化置入”和“文化操控”机制在中国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⑤。戴维·阿普特和托尼·赛奇通过对延安时期叙事的研究，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诉求如何转化为一种话语以及使用这一话语的共同体，它们之间由符号资本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对这一话语的策略性使用，毛泽东将延安经验有效地嵌入到中国共产党将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拯救出来并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宏大历史叙事逻辑中。⑥李静君和杨国斌在中国革命集体记忆“诗意化”过程的分析中指出，通过运用文化工具和资源，革命的记忆被不断体制化和整饰，以适合政治的需要。⑦ 　　上述研究的文化视角深受近来社会科学研究中“文化转向”(culture turn)趋势的影响⑧，将文化视为一个流动且时常充满冲突的象征实践场域。如果从这一视角去理解建国之初的读报小组运动及其背后的宣传制度的整体运作，它将不再仅仅只是配合各大政治运动进行的一次宣传教育运动而是焕发出新的意义。毛泽东终其一生都致力于创造并向民众灌输一种崭新的革命文化⑨，而要让它在民众中真正扎根，就需要他们的理解、行动乃至共同创造，这正是一个意义生产的过程。在建国之初这次全国性的读报小组运动中，党和国家组织民众通过集体读报获得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而言是崭新的政治知识，继而敦促民众将其付诸实际行动，这一过程可被视为葛兰西所言“文化领导权”的确立⑩，在建国之初政局未稳而社会面临巨变的特定时刻，直至后来的更长时期，它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本文通过对1950-1956年间读报小组运动相关史料的话语分析，考察集体阅读行动中的意义生产机制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研究选取了历史资料、口述史和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式。田野及口述史的地点经过多方面的考量，选择在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西沟村。历时两年有余搜集的史料包括国家级党报《人民日报》、山西省级报纸《山西日报》《山西农民报》《山西青年报》，直至县级《平顺小报》上的相关资料(11)，以及包括来自山西省档案馆、山西省图书馆、长治市档案馆、长治市图书馆、平顺县档案馆、平顺县图书馆、西沟村资料室等在内的地方史料，此外，还有7本运动期间全国各地印行的读报小组手册。其他相关史料包括在各地搜集的宣传画、传记，以及散见于各地宣传教育资料中的读报小组运动记述。 　　在西沟村进行的田野调查和口述史中，我走访了西沟下述的四个行政村，研究历时半月，录音资料共计18个小时，其中有两位当年亲历读报活动的西沟村民的口述，此外还有其他当时较为年幼但曾经目睹或听父辈讲述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