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民到城市影像修辞与我国电视剧的民工叙事.docx

从农民到城市影像修辞与我国电视剧的民工叙事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大多数农村农民远离家乡来到发达城市，追求繁荣生活。他们今天被称为“工人”。从社会学意义上来说，“农民工”指的是“我国经济转型和推进现代化相叠加的一种产物，同时又是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有形式”，“是我国从农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有现象。”(1)这一称谓包含了农民和工人的双重话语范式。“农民”是具有前工业社会属性的本体身份；“工”则是城市现代性话语赋予这个群体的特殊身份。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流动主体，重新塑造了社会的空间分布和内在张力。随着农民工浪潮的发展壮大，农民工话语也开始在大众传媒中凸显。1991年电视剧《外来妹》的出现，标志着农民工题材电视剧的诞生。不过，真正明确标举农民工形象的电视剧则是在新世纪以后出现的。尤其是近年来，诸多农民工题材电视剧以其独特的风格展现在电视剧的舞台上，表明了农民工群体对中国当下格局和秩序重塑的重要性。但是，“在权力交换与重组中变动不居的”的文化的“共用空间”(2)中，这些民工电视剧被不同的社会语境和意识形态所借重，并非来自农民工的自我建构，而是来自大众传媒∕影视的追认、整合和命名，从而体现出不同意识形态运作的特征。 一、 基于资本依赖的“成功率”叙事策略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港台等外资向沿海地区的融合，广东、福建等地经济获得了迅速的发展。1989年出现的第一次“民工潮”，广州、深圳、福建等地成为他们梦想中的“黄金海岸”，他们怀揣着“淘金梦想”纷纷加入“南下迁徙”的这支队伍，从空间和制度上打破了城市和乡村的阻隔。由此，我国社会进一步走向转型，随着市场经济的冲击和市场化浪潮对生活的改变，社会文化普遍表现出一种杂语喧嚣的特征，资本∕金钱成为民工潮的重要推动力。正如王晓明所说：“在20世纪90年代，改革似乎仅仅意味着创造了一个以利润为唯一标准的新的经济秩序，它要的只是效率、财富和经济竞争力，它应许的也只是社会的物质生活改善，至于其他的那些事情：政治民主、环境保护、伦理建设、文化教育……都不在它的视野之内。”(3)这种对于经济效率的追求，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电视剧文化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外来妹》就是最早反映这群追求资本∕经济的影像文本, 它最早反映了广东地区外来打工者的生活, 呈现了偏远乡村到城市的群体身份追寻和自我定位的整个过程, 并以一种成功者的姿态昭示了“外来妹”的希望和城市的宽容。这种“成功者”的叙事策略, 不仅传达出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完成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呼应, 而且以影像的方式将市场过程中不断涌现的新鲜事物呈现给当时睁大眼睛看社会并感到困惑的观众, 缓解了社会转型过程中群体的社会焦虑, 以电视剧替代性的想象满足人们的欲望需求。 如果将20世纪90年代的“民工潮”和电视剧《外来妹》与同时期出现的“出国潮”和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联系起来，我们就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相似性。《外来妹》展现的是乡村姑娘在城市的奋斗梦想，《北京人在纽约》展现的是中国人在美国的奋斗梦想。无论是《外来妹》的乡村∕城市，还是《北京人在纽约》的北京∕纽约或中国∕美国，其实质都是落后地区对发达地区的欲望叙事。尽管两部电视剧所叙述的地点（广州∕纽约）和群体（民工∕知识分子）并不相同，但个人主义式的成功话语模式却如出一辙。张慧瑜认为，这种由乡村/城市到中国城市/美国城市的等级分明的想象中，共享了同一个逻辑，就是资本力量下的欠发达地区/发达地区的欲望关系，在这种中心/边缘的逻辑中，“北京”既是中国乡村的“城市”，又是美国纽约的“乡村”，而正是这样一种国际间的落差、城乡的落差，还有性别的差距，使资本增值获得了可能，或者说寻找差异是资本内在的逻辑(4)。20世纪90年代电视剧对农民工的叙述，完全是作为一种社会进步的力量加以叙述，它剥离了乡村和传统的历史合理性，以现代性的逻辑重新建构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网络。 20世纪90年代的《外来妹》凸显的是女性主体, 表现出的是对城市外来人的好奇感, 将乡村∕城市的欲望叙事转化为性别叙事, 进而遮蔽了农民工所蕴含的资本差异和阶层等级。这也是20世纪90年代电视剧的重要叙事策略。正如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主题歌《千万次地问》和片前语“如果你爱他, 就把他送到纽约, 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 就把他送到纽约, 因为那里是地狱”的表达策略, 都是将城市地域、奋斗梦想、阶层区隔等具象为一种性别场景, 以男性∕女性的性别关系作为叙事的指称。 二、 拓展了职业生活 与电视剧《外来妹》相距12年后的2003年，农民工话语才再次出现于大众传媒中。2003年10月温家宝总理在重庆考察时为农民工追薪(5)，顿时将农民工问题提到了国家政府层面。随后，各级地方政府帮助农民工追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