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转变的风险与伦理重建.docx

中国人口转变的风险与伦理重建 为了遏制中国人口的增加，实现人口统计变革显然是必要的。在中国,人口转变的人口学含义是降低人口的生育率、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消解人口增长势能,从“人口转变增长”过渡到“人口惯性增长”,最终实现人口的低增长、零增长甚至负增长。人口转变是减缓人口大国人口数量高速增长的唯一途径。在“封闭人口”的理论假定下,实现现代人口转变对于遏止全国人口数量膨胀态势大有帮助。事实上,中国也基本实现了现代人口转变,但离完成人口转变还有距离253-267。 人口转变的社会经济含义是明确的,涉及人口转变阶段、人口负担比、人力资源存量和质量等若干关键词。在人口转变的初始阶段,人口转变将使我们收获“人口红利”,这一点现在已被高度关注。在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出生率下降和死亡率下降有一个时滞,形成年龄结构变化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高少儿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高老年抚养比的特征。其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的这个阶段,通过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人口红利”。各种预测都表明,我国人口机会视窗将在2025 年前后关闭,城市和东部地区会关闭得更早。到了人口转变中后期阶段,中国将背负“人口负债”这个问题开始被讨论。进入严重老龄化中期以后,老年抚养比将带动社会总抚养比明显上升,遂由“人口红利”期过渡到“人口负债”期。在“人口红利”期内建立起比较完善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做好应对“人口负债”的充分准备是比较明智的政策选择。 展望未来,则还有一个如何规避风险和降低代价的问题,而这方面的讨论在早期关注还不多,研究才刚刚开始。2001年,笔者在一篇专门研究中国人口转变的论文中曾指出:“历史将证明,不仅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良好的人口环境,而且低生育水平的稳定、出生人口素质的提高、人口转变的最后趋向完成也同样需要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特别是政策体系和制度安排予以支持——譬如低生育率在微观上是有风险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是一种老无所养的风险,而孩子成长过程中突然夭折的风险更可能使步入中老年的父母遭遇人生的灭顶之灾,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而在社会经济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的低生育时期,政府和社会有责任为降低和防范低生育的风险创造条件”。 低生育水平下快速的人口转变所导致的“人口—家庭—社会”的联动变化意味着什么?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重新认识中国的人口转变?从构建和谐社会所需要的“人口—家庭—社会”的和谐关系来看,中国应该有什么样的“适度低生育水平”?这些问题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一、 中国人口转变的历史演变 迄今为止发生的中国人口转变可以概括为六大特点,即快速转变性、干预诱催性、不稳定性、不平衡性、不彻底性、不安全性。对于这些特点的了解和理解有助于我们构筑宏观的政策调控体系来实现成功的人口转变,保障安全而积极的人口发展,所以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是快速转变性。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转变最快的国家之一。经过三十多年的艰苦努力,我国在20世纪中后期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妇女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的5.8下降到目前的1.8,比其他发展中人口大国提前大约半个世纪进入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的行列。许多发达国家现在的生育水平也比较低,但这是在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漫长演变后实现的,而我国只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目前人口转变的态势是速度开始放慢,即粗死亡率保持在低水平,出生率继续缓慢下降(参见图1)。我国总和生育率(TFR)从1970年的5.81下降到1981年的2.61,在短短的10年中生育率以惊人的速度下降了50%以上。进入20世纪80年代,这种转变在波动中继续缓慢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已接近替代水平。由于中国的死亡率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大幅度下降,并在此后基本上稳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时我国的国际迁移很少,因而中国的人口控制就十分依赖对生育的调节。 最快速的人口转变是否最成功的人口转变?固然,速度就是效率,但速度并不必然等同于效益。转变的速度太快将破坏人口转变的稳定性和平衡性,加剧控体和受体的冲突,如干群矛盾、上下矛盾。归根结底是因为国家的控制意愿和公民的生育意愿构成了持久的冲突。 其次是干预诱催性。中国的人口转变是政策主导、引领下的人口革命。中国的经验似乎表明,现代人口转变可以超前于经济社会的现代化。早就有学者指出,中国的人口转变是“超经济强控”的模式,说得客气一点,是“诱导性人口转变”。在理论上,笔者于1992年苏州“现代人口转变的苏南模式”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上率先提出了“三分天下”的假说,即有三种力量促成了现代人口转变,分别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自发力”,宣传倡导和优质服务的“诱导力”,以及制度建设和行政约束的“强制力”,而且随着人口转变的深入,三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