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弓尚须用弓马用儒士略论元代儒士社会地位演变的历史过程.docx

治弓尚须用弓马用儒士略论元代儒士社会地位演变的历史过程 一般来说，学者是元朝受到压制的阶层。其实,这个理解并不确切,儒士在元朝统治时期经历了由奴役、笼络怀柔到摧残压抑的过程,而这一切,又是根据统治者的利益而决定的。本文试图对这一演变的历史过程,提出一点粗浅看法。 蒙古人本是“行国”,娴于畜牧,疏于农业,其统治方式与汉族迥异。他们攻城掠池虽是里手,但对如何管理夺取来的偌大一片土地,却全无经验。连忽必烈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朕惟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于此矣。”起初,蒙古统治者认为:“汉人无补于国”,曾打算“悉空其人以为牧地”,除了工匠外,包括儒士在内的其他人,不是被杀就是被俘为奴。因为缺乏文治,不会管理,致使占领的土地旋得旋失。这种情况迫使蒙古统治者不得不采用汉族统治者所惯用的统治方式,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蒙古人在统一中国以前,自“太祖以来,但借用畏吾字以通文檄,世祖始用西僧巴思八造蒙古字,然于汉文则未习也。”没有文字,更谈不到从已往的汉文典籍中,吸取成败兴亡的经验。因此,只有借重汉人儒士一途。这就是为什么儒士在元初被重用的原因。 从成吉思汗开始,就已经认识到儒士的作用了。他的主要谋士耶律楚材,就是一个儒士,成吉思汗倚之如左右手,举凡军国大事,几乎都由耶律楚材经营擘画。成吉思汗进攻西夏时,因得到一个治弓匠而沾沾自喜,以为国家方用武而儒者无用,耶律楚材就进谏说:“治弓尚须用弓匠,为天下者岂可不用治天下匠耶?”这里所谓治天下匠,就是指的儒士。耶律楚材不但时时进说周公、孔子之教,而且借用西汉初儒生陆贾回答刘邦的话说:“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成吉思汗深以为然。但是,成吉思汗一生几乎都是在马背上度过的,他虽然赞许耶律楚材的建议,但在拔擢儒士上不可能有什么作为。 成吉思汗1227年死于第二次进攻西夏之役。太宗窝阔台即位后,耶律楚材再一次建议,“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蒙古统治者从实践中体会到,没有儒士为之筹画,弓马换来的天下,就可能得而复失。为了维系人心,窝阔台即位不久,便下诏“以孔子五十一世孙元措袭封衍圣公”,并“敕修孔子庙。”接着,窝阔台便采取措施,拔擢儒士。首先,他接受长官推荐来的儒士。如名儒姚枢,被杨惟中推荐给窝阔台,“时龙庭无汉人士夫,帝喜其来,甚重之。”于是,一些赳赳武夫也礼遇儒士。如领兵灭宋的张弘范之父张柔,攻金时获其状元王鄂,“解其缚,宾礼之”。大臣宋子贞,“对金士之流寓者,悉引见周给,且荐用之。”其次,是从俘虏中寻求儒士。在伐宋过程中,太宗命令姚枢“即军中求儒、道、释、医、卜士,凡儒生挂俘籍者,辄脱之以归。”一部分儒士因此而避免了遭受屠戮的厄运。再次,通过科举考试拔擢儒士。“太宗始取中原,中书令耶律楚材请用儒术选士,从之。”太宗九年八月下诏,以经义、词赋、论分为三科,“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凡占儒籍者复其家”。不过,这种考试没有施行多久,便因有人反对而中止,直到仁宗延祐年间才恢复。尽管窝阔台戎马一生,但在耶律楚材等人的辅佐下,能够不遗余力地拔擢任用儒士,这对于一个蒙古统治者来说,还是难能可贵的。 定宗、宪宗享国日浅,在任用儒士上不可能有大的成就。但从宪宗蒙哥让汉人史天泽一门担务三个要职和下诏复海内儒士徭役来看,他对儒士至少是不苛酷的。 真正大规模地任用儒士,是在世祖忽必烈时期。忽必烈对于儒士的作用,具有超脱流俗的见识。他在即位之前,就留意延揽儒士。“上在潜邸,独喜儒士,凡天下鸿才硕学,往往延聘,以备顾问。”对于当时名士,他能“屈指数之,间有能道其姓名者。”1259年,忽必烈的乃兄宪宗蒙哥死于攻宋的合州之役,留守和林的胞弟阿里不哥与忽必烈都想入继大统,二人斗争异常激烈。但蒙古的勋旧都站在阿里不哥一边,忽必烈势孤,他一面从鄂州前线撤回攻宋之兵,遣使与宋讲和,一面加意笼络汉人知识分子,组成自己的智囊团,以便与阿里不哥抗衡。1260年,忽必烈即位于开平,与阿里不哥的战事正酣,大儒许衡就向世祖建议:“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使国家而居朔漠,则无论此也,今日之治,非此莫宜。”儒士高智耀也“力言儒术有补治道,反复辩论,辞累千百。”忽必烈权衡利害的结果,采纳了许衡、高智耀等人的建议,他一方面下令:凡免役儒户,都发给公文以为左验,一面拜高智耀为翰林学士,命其循行淮、蜀各郡县,脱儒士于缧绁。阿里不哥墨守陈规,忽必烈却锐意革新。忽必烈之所以能战胜阿里不哥,迫其穷蹙来降,不能不说是较高的中原文明战胜野蛮的、落后文化的结果。忽必烈于开平即位的第二年,又下令:“诏军中儒士听赎为民”,“举文学才识可以从政及茂才异等,列名上闻,以听擢用。”之后